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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左翼史學家霍布斯鮑姆（1917 - 2012）正確地看到，“自下而上”的史學意識其實源于法國大革命之后的19世紀。[46]布克哈特其實已經(jīng)預感到，“大革命”之后，西方文明的高貴傳統(tǒng)岌岌可危，他本來指望通過“文化史式”的世界史敘事來挽救這一傳統(tǒng)，卻沒有想到會事與愿違。[47]

為了推行激進的民主化教育，“新文化史”的世界史十分注重敘事，以講故事的方式重述世界史的各類主題，作者既有大學中的史學專業(yè)人士，也有傳媒寫手——或者身兼兩者。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古代史上的轉(zhuǎn)折點”大型叢書的“總序”說，叢書的作者們“既是會講故事的學者，又是在其專業(yè)領域有著最新研究成果的敘事好手”，因為這套叢書“既關注上層精英，又關注普羅大眾”。[48]這意味著，“民主化史學”不僅要塑造普羅大眾的世界歷史意識，改造精英們的世界歷史意識更為重要。

由此可以理解，為何后現(xiàn)代的激進民主史學要摒棄學究式的實證考據(jù)，轉(zhuǎn)向“敘事體史學”（narrative history）。[49]敘事史學注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文筆生動活潑，對年輕人尤其有吸引力?？墒?，敘事同樣是古典史學的基本特征，因此我們不能說“敘事體史學”本身有問題。畢竟，要更好地教育年輕人，就得用講故事的方式講道理。問題僅僅在于：誰教育誰？講什么樣的人世“道理”？

現(xiàn)在我們能夠理解，為何尼采在《史學對于生活的利弊》的“前言”中會憂心忡忡地說：現(xiàn)代之后即19世紀以來急速生長的“歷史感”（der historische Sinn）是“一種發(fā)育不良的德行”（eine hypertrophische Tugend），它不僅敗壞個人的靈魂，而且敗壞民族的政治生存，更不用說敗壞一個民族的精神健康。

在這篇“不合時宜的觀察”中，當時還不到30歲的尼采禁不住激烈抨擊德國的教育。他以年輕人的名義“抗議現(xiàn)代人在年輕時期［所受］的史學教育”，因為，這種教育會讓一個“真正的文化民族”喪失自己本有的“教養(yǎng)品質(zhì)”。出于愛護年輕一代的精神健康，尼采憤然指責“自下而上”的史學把年輕人快速訓練成“那種人們到處都在追求的利己主義的成年期”：

人們利用歷史感覺，為的是通過美化、亦即通過魔幻般的科學光芒照亮那種成年男性和非男性的利己主義，損害年輕人的自然反感。的確，人們知道，史學憑靠某種優(yōu)勢能做到什么，人們對此知道得太精確了：即根除年輕人最強有力的本能——熱忱、執(zhí)拗、忘我和愛，降低他們正義感的熱度，用快速完成、迅速見效、速見成果的相反渴望壓制或遏制慢慢成熟起來的渴望，使［年輕］感覺的正直和勇敢染上病態(tài)的懷疑。

史學甚至本身就能騙取年輕人最美好的特權，騙取他們以充盈的信心為自己培養(yǎng)起偉大的思想并讓自己向更偉大的思想成長的力量。只要有某種程度上的過分，史學就能夠做到這一切，這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而且原因就在于：史學通過不斷推移地平線的前景，通過清除周圍氣氛而不再允許人非歷史地感受和行事。這時，人就從地平線的無限中撤回到自我，進入最小的利己主義領域，不得不在其中腐敗、干枯：他也許會成就了小聰明，卻絕對達不到智慧。（《觀察》，頁227 - 228）

說得多好、說得多么透徹！我國不少愛讀書的年輕人喜歡尼采，卻不會有像尼采那樣的年輕目光和自覺。我們應該問，何以尼采會對“自下而上”的史學教育有良好的免疫力？僅僅憑靠他的天生素質(zhì)能夠幸免于難？尼采在《史學對于生活的利弊》中告訴我們：他的免疫力來自傳統(tǒng)的古典教育——來自柏拉圖（《觀察》，頁136，233）。我們可以說，若不是接受過古典教育，尼采這樣的高貴天性同樣可能因史學教育的致命損害而要么腐敗要么干枯。

由此看來，我國坊間晚近大量涌現(xiàn)的各色世界史譯著，未必都出于所謂“大國崛起”的問題意識。毋寧說，出版界的盈利考核同樣能夠驅(qū)動這樣的翻譯熱。在一年一度的國際書展上，外商必定會推銷自己的“民主化史學”暢銷書，而出版界商家更關切盈利而非關切我們的人文 – 政治教育的品質(zhì)，并非不可理解。

梁啟超號召我們走向“新史學”，除了要我們具有世界歷史的視野和意識，還要求我們改變我國傳統(tǒng)史學的品質(zhì)：他身體力行親自動手改述中國的傳統(tǒng)史書。隨著伯克的“新文化史”著述大量譯介，在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啟發(fā)下，我國的古史重述也的確出現(xiàn)了可喜的新景象。[50]

梁啟超若看到這樣的“新史學”景象，他會心生憂慮還是欣喜，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應該會意識到自己在《新史學》開篇所說的話未必妥帖：

于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fā)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茍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新史學》，頁3）

今天梁啟超還能這樣說嗎？他只能說：歐美自由民主所以發(fā)達，列國所以日進激進民主，“新文化史學”等后現(xiàn)代式的解構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接下來他恐怕會說：但患我之有茲學，茍其有之，則國民安能團結，群治安有不退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