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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締造者和建設者

我之所以介紹西方政黨的情況，是想說明，不同國家的政黨，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個東西。歐洲早期的政黨和后來的政黨就不一樣，當代的歐洲政黨與美國政黨也不一樣，但它們都叫做“政黨”。

中國共產黨與所有西方政黨都不一樣，它有兩個基本特征。

第一，中國共產黨追求的是整體的利益。在西方，政黨的原初含義是“部分”，它致力于滿足部分人的利益訴求。然而，中國共產黨，從其建立之初，就強調維護人民的利益。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定義，人民最初是指工農大眾，它不是所有人，但確實是大部分人。改革開放之后，人民的定義越來越寬。中國共產黨主張自己代表全民的利益，甚至代表子孫后代的利益——不然為什么要保護環(huán)境？

第二，中國是先建黨，后建軍，最后建國，因此其實是黨、軍、國三位一體。這兩個特征表明，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我稱之為國家的締造者和建設者。這是我對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解。

圖出自共產黨宣傳片

“國家”有兩個含義，第一個是nation，第二個是state。中國共產黨既是國家締造者（nation-builder），又是國家建設者（state-builder）。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締造者（nation-builder）。Nation主要是一個文化概念。中國雖然有五千年的歷史，但在很長時間里，“中國”這個概念幾乎都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組織概念。中國老百姓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在很長時間里，我們都不清楚自己與他人在政治組織意義上到底是什么關系。因此，中國人雖然多，但組織不起來。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時，這個現象就變得特別令人痛心疾首——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但卻打不過小國日本。中國不僅跟強國簽訂過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跟剛果簽訂過不平等條約，這在今天聽來簡直匪夷所思。因此，孫中山才會在自己的講話里反復提到，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這里的“民族主義”，并不僅僅是說有一個民族意識就夠了，更重要的是把這個民族組織起來。孫中山認為，如果再不把四萬萬人組織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

毛澤東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在受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委托起草的會議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中說：“全國同胞們，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tài)，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tǒng)一富強的新中國?！?

若想把中國人組織起來，就需要依靠一種政治組織。在孫中山那里，這個政治組織就是國民黨；在毛澤東這里，這個政治組織就是共產黨。但國民黨存在兩個問題，這導致它的組織能力相當有限。首先，它的社會基礎比較窄，基本上是社會精英——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基本上就是地主和富農。參加國民黨的中農很少，貧苦民眾可能更少。因此，國民黨的社會影響力其實是很弱的。其次，它的組織基礎比較弱，黨支部最低只設在縣一級。國民黨沒有鄉(xiāng)鎮(zhèn)黨支部、農村黨支部，更不用說工廠黨支部。因此，國民黨的滲透能力也是很弱的。

關于這一點，曾被派往延安的國民黨少將觀察員徐佛觀看得很清楚。

他說國民黨“縣政府以上者為鄉(xiāng)原(愿)政治，縣政府以下為土劣政治。不僅不能形成國防、經濟、文化凝為一體之堅實社會，并亦不能與現實之軍事要求相適應”。

他進一步指出，“黨團為國家民族之大動脈，新血輪。然血液之循環(huán)，若僅及半身而止，則必成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現象，中央有黨團，至省而實際效能已減，至縣則僅有虛名，縣以下更渺然無形無影，是黨團之組織，乃半身不遂之組織，黨團之活動，亦成為半身不遂之活動。故奸偽可以控制社會，會門可以控制社會，土劣可以控制社會，迷信團體可以控制社會，而本黨團反不能以獨力控制社會。此其故，在本黨黨員團員之成分，僅以知識分子為對象，于是黨團之組織，亦自然僅以上層為對象。故本黨今后組織之方向，必須為書生與農民之結合，以書生黨員領導農民黨員。于是黨之組織乃能深入農村，黨部乃有事可做。農村與都市乃能成為一體，智力乃能與體力冶為一爐?？刹徽劽癖娺\動，而民眾自能與政府相呼應，以形成國防、經濟、文化一元化之實體。在此實體之上，可以戰(zhàn)斗，可以民生。此一發(fā)現，雖至淺至近，然黨團復興之路不外乎此”。

反觀中共，他發(fā)現“黨、政、軍、民(民眾團體)之領導權，一元化于黨；而其工作之目標，則一元化于軍”，其結果可以大大提高團隊執(zhí)行力。“其領導之方式，在黨內確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的確，與國民黨相比，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則要強得多。首先，共產黨的社會基礎比較寬，包含全體的工農大眾。因此，共產黨在工作過程中要不斷接近工農大眾，這使得其社會影響力比國民黨大得多。其次，共產黨的組織基礎也比較強，正所謂“支部建在連上”。從全國的最高層，到省，到縣，到鄉(xiāng)，一直到村，都有黨組織。因此，它的滲透能力是很強的，從大腦一直滲透到神經末梢。

在組織能力上，中國共產黨比蘇聯(lián)共產黨還要強的多。蘇聯(lián)共產黨也有基層組織，但早在193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斯大林時代，蘇聯(lián)就開始提倡“一長制”。我們解放以后，曾經有人倡導中國也搞一長制，就是由經理或廠長來負責，黨組織只是陪襯。后來，毛澤東也卷入了這個爭論，批評了一長制。事實上，1930年代以后，蘇聯(lián)共產黨的黨組織雖然遍及全國各地，但它發(fā)揮的實際作用要遠遠小于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所具備的組織能力，使它很好地承擔了國家締造者的職責。它把中國這個原本一盤散沙的nation，組織成了一個堅實的整體。直到現在，我都懷疑，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政治組織，中國可能依然是一盤散沙。

其次，中國共產黨還是國家建設者（state-builder）。State主要是一個政治概念。我對它的理解是，它擁有八項最基本的國家能力：強制、汲取、濡化、認證、規(guī)管、統(tǒng)領、再分配、吸納整合。

大家目前都說黨管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寬。但從國家能力的角度來看，與五十年的、六十年代相比，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不但不是事無巨細地壟斷所有的國家能力，而是不斷地在很多方面退出；到現在，黨承擔的國家能力只有四項：強制、統(tǒng)領、濡化、吸納整合，其他的汲取、認證、規(guī)管與再分配四項能力，黨基本退出，由政府機構負責。但這種現象并不是所謂的“黨政分開”。王岐山明確指出，“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

中國共產黨發(fā)揮著四項最基本的國家能力。

第一，中國共產黨發(fā)揮著強制能力。國家的軍委就是黨的軍委，它掌管軍隊，發(fā)揮著國家的強制能力。

第二，中國共產黨發(fā)揮著統(tǒng)領能力。組織部管理國家的人才，黨員干部的任免是國家體制的一個重要機制。中紀委與監(jiān)察委員會其實是兩塊牌子、一個機構，它們通過反腐，來保證黨和國家的工作人員的廉潔和效率。

第三，中國共產黨發(fā)揮著濡化能力。宣傳部管理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濡化能力主要解決兩個問題，即國家的認同，與核心價值的形成。

第四，中國共產黨發(fā)揮著吸納整合能力。統(tǒng)戰(zhàn)部的作用是要把黨外的社會精英，吸納整合到體制內來。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管理的是國家的命門，很多重要職能是由它——而不是政府機構——來運行的。這些職能如果交給政府機構，很容易出問題。中國共產黨有9000萬黨員，有幾百萬支部，更容易勝任這幾項重要工作。

確實，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曾經什么都管。比如，中國共產黨曾經有過，工業(yè)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財政貿易工作部，還有一個專門負責農村工作的農村工作部，后來被撤銷了。前些年，有一些省開始嘗試恢復農工部。但整體上，共產黨慢慢退出了一些國家職能，交由純粹的政府機構來管理。時至今日，比如國家汲取能力，這部分基本由國家稅務部門負責；認證能力，國家認證由政府的專門機構負責；它還不管規(guī)管能力，食品、藥品、房屋等產品的質量問題，也由政府機構負責；它也基本不管再分配能力，再分配同樣由政府機構負責。

中國共產黨所發(fā)揮的國家能力，使得它很好地承擔了國家建設者（state-builder）的職責。在國家的八項基本能力當中，它依然在四項最基本的國家能力上，發(fā)揮著支撐性作用。

總而言之，我將共產黨理解為國家的一部分。中國是一個黨國，共產黨則是一個國黨。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不能套用歐美政黨的分析框架來分析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