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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間大陸悄然興起了一種既有一些政治保守主義色彩又有文化保守主義基調(diào)的全新思潮：大陸新儒家及其政治儒學。[1]

“大陸新儒家”的稱謂被提出來最初是為了有別于以張君勱、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錢穆、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李明輝等為代表的兩、三代的“海外新儒家”或“港臺新儒家”的。[2]大陸新儒家判定港臺新儒家是一種心性儒學，他們以“政治儒學”與港臺新儒家的“心性儒學”相抗衡。

大陸新儒家最新的一波潮流我稱之為“新康有為主義”，其代表人物有上海同濟大學的曾亦、北京大學的干春松和清華大學的唐文明等，三位學者都集中于晚期康有為研究，共同關(guān)注辛亥革命后晚期康有為的“批判共和”與“保教立國”的保守主義思想主題，不僅展現(xiàn)出與上一兩代的康有為研究學者（蕭公權(quán)、汪榮祖、黃彰健、李澤厚、湯志均、朱維錚、房德鄰、孔祥吉、桑兵、茅海建等）極為不同的問題意識和思想史敘事框架，而且也與上一代的“大陸新儒家”（如蔣慶、陳明、康曉光等人）的思想姿態(tài)和政治關(guān)切迥然有別，代表了當今大陸儒學研究和儒家群體發(fā)展的一種新趨勢。

這一主張“回到康有為”的充滿論戰(zhàn)性的儒學思潮一問世就挑起了各個方面的爭議。澄清這新一代“大陸新儒家”群體所關(guān)注的基本問題和他們所堅守的基本原則以及他們自己是如何在與大陸左派和自由派以及港臺新儒家的論戰(zhàn)中自我定位的，不僅有助于理解他們在思想論戰(zhàn)中表現(xiàn)出來的立場和風格，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大陸新儒家興起的知識場域和思想氛圍。

康有為像

一、政治儒學追求在政治哲學上重建現(xiàn)代儒學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潮中，儒家只是作為傳統(tǒng)文化熱潮中的一個“文化傳統(tǒng)”與其他各種文化等量齊觀，并不具有比佛教、道教、基督教文化或者敦煌學、藏學之類研究更突出的地位。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大陸的思想潮流中，儒家獲得了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響力，不僅成為與自由派和左派相抗衡的一種社會思想力量，而且也成為國家打造文化層面上的“軟實力”的基礎(chǔ)。[3]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中涌現(xiàn)出來的。

九一一之后整個中國學界有一個從“社會理論”到“政治哲學”的急劇思想轉(zhuǎn)向。這里所說的政治哲學轉(zhuǎn)向，不是九十年代就已經(jīng)引入到中國學界的羅爾斯、伯林、哈耶克和哈貝馬斯等人那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而是二戰(zhàn)間移居美國的德裔猶太人施特勞斯那種古典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

正是施特勞斯這種問題意識鮮明的政治哲學激發(fā)了新一代大陸學者重新理解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政治哲學內(nèi)涵。大陸儒家學者經(jīng)受了本世紀頭十年政治哲學轉(zhuǎn)向的沖擊，一種新的“政治儒學”范式取代了九十年代的“社會儒學”或“公共儒學”，成為當今重建儒學最有活力的方向。

九十年代的社會儒學或公共儒學力主儒家介入社會生活并“力行”實踐，有助于矯正心性儒學過于高調(diào)又過于自閉的道德主義，有助于克服心性儒學和文化儒學那種“亢奮但不生育”的“道德理想主義”。

力行派認為學院派在大學里搞“哲學化的儒學”和“專業(yè)化的儒學”是一套知識人自說自話不接地氣的文化生產(chǎn)，無力去承擔傳統(tǒng)儒學主張的事事關(guān)心、兼濟天下的抱負，是沒有指望的。儒家的生長點和生命力在學院之外，在民間，在社會中。只有在社會中積極推行儒家的道德價值、文化教育、文明習俗，積極參與底層的日常的社會生活之中，同時也要個人切實踐行儒家的工夫修養(yǎng)和家庭教養(yǎng)，儒家才能不再是“博物館活化石”而成為活生生的存在。

政治儒學認同儒家要走向社會走向民間踐行儒家之道的訴求，但儒家更要在最高的理念層面上追求在現(xiàn)代國家政治、政制建構(gòu)、文化價值和民族文明中實現(xiàn)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念。

此外，如果從政治哲學來重新審視古典儒學，講究德性、心術(shù)和倫理的心性儒學乃是儒家最重要的政治哲學思想，因為儒家將人心人性視為政制不可或缺的基礎(chǔ)，政制必須由心性和民情的自然性所支撐才行。在這兩方面，政治儒學都超越了社會儒學或公共儒學以及地域化儒家和制度化儒家研究的問題意識的視野。

蔣慶與《公羊?qū)W引論》

“政治儒學”的主張最早是由蔣慶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公羊?qū)W引論》一書中率先提出來的。蔣慶以晚清今文經(jīng)學和兩漢春秋公羊?qū)W為核心確立了政治儒學的基本內(nèi)容，又用“政治儒學”去批判以牟宗三為代表的港臺新儒家的“心性儒學”，一舉確立了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的基本范式。[4]

在蔣慶催生了“大陸新儒家”以及“政治儒學”十多年后，涌現(xiàn)出以“新康有為主義”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儒學學者群體。蔣慶的政治儒學追求建立一種宗教式的儒家組織，構(gòu)想一種儒教憲政的制度，開展宗教式傳教活動以求在現(xiàn)代社會中立足生根，而新一代的政治儒學學者對這些社會活動保持了一種審慎態(tài)度，歸根到底是他們對儒家作為儒教的宗教性質(zhì)保持一種克制態(tài)度。

他們認為，儒家在于以儒學為根本的“文教”，在于堅守儒家傳統(tǒng)的核心價值、不斷回歸經(jīng)典闡釋經(jīng)典、修身齊家教書育人傳承文化，而不在于所謂的“儒教”及其宗教性活動。對于儒家復興來說，更為根本也更為艱難的任務就是在政治哲學上重建儒學而非在社會中重建儒教，就是在大學的通識教育和文教制度中堅守、發(fā)揚與傳承儒家的基本價值理念和文化傳統(tǒng)而非一味走向社會、走向民間。

他們致力于探索將儒家在政治哲學上“極高明”的東西用最流行最規(guī)范的西學話語方式講出來，講得不僅能夠令人信服，而且甚至能夠講得比西學的東西還要深刻，還要切合現(xiàn)代中國人的生存感覺、人性經(jīng)驗、歷史記憶、現(xiàn)實處境和政治訴求。唯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孜孜不倦地探求如何在政治哲學上對儒家經(jīng)典與儒家傳統(tǒng)進行歷史性傳承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探求如何從儒家基本立場、價值觀念以及文明訴求去回應我們今天所遭遇的種種文化與政治的挑戰(zhàn)，探求如何將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念落實在當今的文教制度（尤其是通識教育）之中，才是儒家的生命活力不竭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