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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梅華龍】

此輪巴以沖突在很多層面上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將引發(fā)人們對巴以軍事沖突的重新思考。

以方的反擊和報復，其實并未超出預期太大。正如加沙方面的突襲造成了部分平民傷亡一樣，十幾年來以方的轟炸也奪去了數(shù)以萬計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加沙民眾的生命，此次也不例外。

當然，這次以色列的態(tài)度更為堅決：斷水斷電，轟炸加沙撤離車隊，乃至多次阻撓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一定程度上，這種報復超越了軍事層面的理性判斷，夾雜著比以往更明顯的發(fā)泄意味。在美國和西方的軍事、輿論支持下，以方已無需理會國際輿論的呼聲和國際法的基本準則。這場沖突所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也會達到新的高度。

在戰(zhàn)略層面上，加沙方面孤注一擲，確實有“一鳴驚人”的意圖，而他們的目標已達成。巴以問題重新回到了焦點。

巴以問題的歷史梳理——“回歸”神話與“原住民”之爭

除加沙外，兩周來約旦河西岸也已經(jīng)有上千名巴勒斯坦民眾死傷。因此，這不是哈馬斯或加沙的行動，而是得到了巴勒斯坦社會整體認可的行動。這體現(xiàn)的是哈馬斯的號召力嗎？在一定程度上或許如此，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巴以社會框架下，巴勒斯坦人面臨的本質問題和巴以矛盾的歷史沿革。

長話短說。猶太教徒曾經(jīng)是歐洲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然而，猶太教徒和基督教世界在經(jīng)濟交往和神學對話的過程中，也爆發(fā)了諸多矛盾。19世紀后期，歐洲各地民族主義興起，地方民族謀求建國，歐洲猶太人也不例外。由于在歐洲缺少連續(xù)領地，他們只得將目光投降歐洲之外。雖然現(xiàn)代錫安主義的早期領導人大部分不信教，但他們敏銳地認識到“圣地”在猶太教世界觀中的核心地位和吸引力，號召全世界流散中的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國家。

問題是，那時候的巴勒斯坦絕非“無人之地”。二十世紀初巴勒斯坦的七十萬穆斯林、基督徒和奧斯曼本土猶太人，很難坦然地接納自稱“無地之民”而又帶著很強政治抱負的歐洲錫安主義移民。經(jīng)過初期的相安無事，在英國委任統(tǒng)治下，阿猶圍繞土地、控制權和話語權爆發(fā)了一系列紛爭。這些紛爭與歐洲人移居美洲、非洲、大洋洲所造成的矛盾并無本質區(qū)別。

錫安主義運動所制造的“回歸”敘事，其實也頗耐人尋味。這需要滿足若干條件：

一，兩千年前羅馬人真的趕走了所有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但是，事實是一直到公元六世紀，巴勒斯坦北部仍然有猶太人居住，《巴勒斯坦塔木德》就在這幾百年成書。羅馬帝國強調的是耶路撒冷不能再有猶太人長期居住。

二，后來在全世界、特別是歐洲的猶太教徒，均是羅馬時期猶太大起義失敗后，被驅逐出的古代巴勒斯坦猶太人后裔。但實際上，公元后幾個世紀內，猶太教都和基督教一樣是向外傳教、允許皈依的宗教。從羅馬帝國內部到也門，乃至中世紀時期的可薩汗國，都有大量外族人改宗猶太教的情況。當然，絕不是說歐亞非的猶太人都是改宗者后代，只是我們很難證明他們的祖上全都來自巴勒斯坦。

三，19世紀到20世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語居民，不能是古代猶太人改宗其他宗教之后的后代。實際上，中世紀巴比倫的猶太領袖還會慨嘆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同胞”為何積極地接受了伊斯蘭教新信仰。而在此之前，很多猶太人也可能接受了基督教——實際上，最早的基督徒主要就是猶太人。

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阿拉伯大軍到來之后，巴勒斯坦殘存的猶太人都被驅逐出境了——我們想一想，現(xiàn)在的巴勒斯坦還有很多基督徒，為什么當初伊斯蘭征服時，他們會只驅逐在神學上明顯比基督教更接近自己的猶太教信徒呢？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至于為什么后來本土的猶太人沒有留存下來而是幾乎完全接受了伊斯蘭信仰，這也可能是歷史的巧合：須知，在也門，曾經(jīng)有規(guī)模不小的猶太教社團和本土基督教社團，但到20世紀，幾乎只有猶太人留了下來，本土基督徒都消失了。

總之，20世紀初巴勒斯坦的本土居民，很可能有很大部分血統(tǒng)來源于古代的猶大、撒瑪利亞王國。有些可能直接變成了穆斯林，另一些可能祖上信過幾百年基督教，另一些可能現(xiàn)在仍然是基督徒——所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古代猶太人后代這個說法，一度受到以色列首任總理本·古里安的支持。只不過后來局勢變了，錫安主義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也隨之發(fā)生了本質變化。

如果上述三個條件都很難滿足，那么“回歸”敘事就不那么能站穩(wěn)腳跟了。

以上，其實都是精簡版的以色列左翼歷史學家所羅門·桑德的學說，加上一些個人的理解和補充。筆者沒有桑德教授那么廣博的學識，但學習了那么久巴勒斯坦地區(qū)上古史，經(jīng)受了一些歷史研究的基本訓練，我認為他的著作遠不如其中文版題目（《虛構的猶太民族》）那么石破天驚——其實這是一部勇敢但扎實而且中規(guī)中矩的著作。

巴比倫之囚也并沒有把所有猶大王國的子民全都趕走，這是《舊約》和考古信息都能證明的——為何要相信羅馬帝國或阿拉伯征服者的政策有區(qū)別？至于希臘化和羅馬時期猶太教向外傳教，這是哪怕只上過一門猶太史課程的人也會學過的常識。

說實話，很多研究上古史的人對于大衛(wèi)、所羅門是否存在的分析，遠沒有桑德對于“流散”與“改宗”的論述嚴謹。他從沒說“一定”如何，他只是提出“并非一定”如何。這在學術上是站得住腳的。

至于巴以分治和幾次中東戰(zhàn)爭的故事人盡皆知，不再贅述。

總之，筆者只想強調只是一點：巴以問題的根源并不在1948年或1967年。巴以問題是巴勒斯坦地區(qū)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一部分。故事的開始至遲在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更早則可追溯至19世紀上半葉巴勒斯坦身份認同的形成。我們考慮巴以之間的任何一次沖突矛盾，都不應被具體事件的技術細節(jié)吸引全部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