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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中國香港電影《破·地獄》探討了生死議題與家庭關系，您看過這部電影嗎？

李昀鋆：看了，這部電影上映時在香港非常受關注，如果不看，就會在許多對話里out了。說實話，可能因為我的期待被拉得太高，看完之后反而會有一些想吐槽的部分，特別是片中那位父親角色（許冠文 飾），他或許非常真實，正是我們華人家庭中常見的那種“死都不說好話”的父親、不擅表達愛的父親。但也正因為真實，讓人看得有點“氣”，明明可以在生前開口說出來的話，他偏偏不說，等到死后還要透過一封信、透過第三方來轉達和解。

這種設定讓我忍不住從心理學或家庭治療的角度想吐槽——這明明是父女之間的關系與傷口，為什么總是需要把第三方拉進來？為什么寧可繞一大圈，也不愿意“好好說一句話”？其實在臨終關懷中，專業(yè)工作者會非常鼓勵推動所謂的“四道人生”——道謝、道愛、道歉、道別。因為唯有在關系真正走向完成與釋懷時，生者與逝者才能真正地各自“安息”。

但電影也有打動我的地方，最讓我感動的一幕是葬禮經紀人魏道生（黃子華飾）學習如何處理遺體那一段，我哭得很夸張。他虔誠地學習幫逝者擦拭身體、化妝、換衣服，讓那些逝者非常有尊嚴地得到照顧。我還記得有一個逝者是婆婆，她生前戴著眼鏡，魏道生幫她整理完遺容之后，也把她生前戴的那副眼鏡放進了棺木。

在此之前我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個死者原來可以得到這樣有尊嚴的照顧。有的人潛意識覺得遺體“晦氣”“恐怖”，但當遭遇親友離世時，你的感受會完全不同。我也很喜歡韓劇《照明商店》里的一幕，剛學習入殮的女生聽到遺體發(fā)出聲音驚慌失措，她的師傅解釋那是故人身體里大量氣體泄出的聲音，“不是尸體，是故人，即使死了依然是人?！?

觀察者網：您提到在朋友喪親時，不要說“節(jié)哀順變”，這種話看似是安慰，其實是評判、堵住喪親者的哀傷。據您研究，喪親者希望朋友關心其哀傷嗎？他們更能接受怎樣的表達方式？

李昀鋆：喪親者其實是希望得到關心的，他們真正害怕的，不是別人提起哀傷，而是身邊的人好像“無所謂”，仿佛他們失去的親人不值得被記得。他們不是害怕被“打擾”，而是希望那份打擾是溫柔、體貼、沒有評判的。

不少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很希望朋友能關心自己，但不知道怎么開口，也害怕讓對方尷尬、被當作“太脆弱”。比如有一位告訴我，她希望的方式是不用當眾，而是一對一，比如約她吃飯，問她怎么樣，關心她。所以，只要給予足夠的尊重和空間，很多人都愿意談。

我的建議是可以給他們發(fā)具體的、生活化的問候，比如“最近睡得好嗎？”“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去看場電影？”，這些問候沒有情緒壓迫，也沒有催促他們“振作”，更容易讓他們愿意回應。

不說話的陪伴也很有力量。盡量出席葬禮，哪怕什么也沒說，只是坐著，這種“無聲的在場”是一種更深的支持。在重要紀念日“記得TA”，比如在忌日、父親節(jié)、母親節(jié)這些特別的日子發(fā)一條信息。在我們還缺少關于哀傷的語言時，或許可以多用一些“非語言”的表達方式，從傾聽、記得、陪伴這些溫柔的行動開始。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提到社會層面應該增加療愈資源，能否舉例說說，喪親者特別希望獲得什么幫助？

李昀鋆：根據我的觀察，盡管哀傷輔導尚未成為主流服務，但上海和香港已有一些針對公眾的積極嘗試。比如在香港，有數(shù)家專門提供哀傷輔導的非政府機構，他們不僅提供個別輔導、哀傷支援小組、同路人網絡，還舉辦公開講座與哀傷教育活動，服務都由受過哀傷輔導訓練的社工或輔導員主理。這些資源很容易搜到，且申請門檻低，多數(shù)為免費服務。

還有醫(yī)療—社區(qū)的哀傷跟進也很重要，比如，接受臨終關懷的病人過世后的一段時間內，醫(yī)院社工或合作機構的義工會主動致電或寄信給家屬，關心其情緒狀況。這種主動式介入對喪親者極其重要，因為最痛的時刻，往往就是最說不出口的時刻，這時候的一通電話可能就是一個人被世界重新接住的起點。而這類服務通常都是以由基金會或者政府向非營利組織購買服務的形式來進行的。

另外，香港的醫(yī)院與殯儀館現(xiàn)在也會主動提供哀傷支援機構的宣傳單和信息。最后，學校的哀傷教育很重要。香港已經開始在中小學推動生死教育，將死亡與喪親議題以適齡方式帶入課堂，但這樣的例子不多。這些教育，可以讓聽者至少知道，哀傷不是“錯”，喪親可以被說出來，也可以提升學生的同理心，減少喪親學生遭受孤立的情況。

《與哀傷共處》，李昀鋆著，2025年3月，廣東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