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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港區(qū)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由全國人大通過實施，立即引爆歐美輿論。除了從價值觀角度大加撻伐外，還認為港區(qū)安全法將重創(chuàng)香港經濟。其理由無非是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香港喪失吸引力而引發(fā)資本流失。

但這只不過是西方“對華否定癥”的痼疾，依然是政治先行。事實上，今天香港經濟上的問題，和港區(qū)國安法無關，國安法的實施不但不會損害香港的經濟，反而會促進香港的繁榮和穩(wěn)定。

6月30日，香港市民來到銅鑼灣街頭舉行“支持港區(qū)國安法唱國歌”活動。圖片來源：中新社

影響香港發(fā)展的外部因素

首先，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地位是世貿組織的單獨關稅區(qū)。目前全球只有四個，另外三個是歐盟、澳門、臺灣（臺澎金馬）。獨立關稅區(qū)的地位是世貿組織賦予的，這種國際公認的地位，并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給予的，也不能被某一個國家任意廢止。

美國現在單方面不再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qū)，只會影響到香港與該美國的進出口貿易。香港與美國之間貿易額在380億美元左右，而美國對香港貿易順差高達334億美元。美國此舉只會給自己造成重大損失，香港對美出口的產品可以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qū)。

美國如果決意要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qū)地位，則需要團結盟友，證明香港在“對外貿易關系和參與WTO事務上不再享有完全的自治權”，這意味著美國可能在WTO制度框架內與中國進行新一輪博弈，這將是極為漫長的法律程序。

更何況，美國選舉過后如果換人換黨，政策自然會跟著改變。全球更是隨時可能出現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美國對外政策也會隨之變化。在可見的將來，美國的做法除了會產生心理作用之外，并無實質意義。

其次，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盟不可能隨美國起舞。原因有二。

一是歐盟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頻頻發(fā)生危機，一波接一波：2009年主權債務危機、阿拉伯之春引發(fā)的難民危機、2016年英國脫歐和民粹主義全面崛起、2020年新冠危機。歐盟內外交困，其本身已經無力再和全球經濟規(guī)模僅次于美國的中國再行對立。更何況很多危機還需要中國的幫助進行解決，比如應對疫情需要中國提供防疫物資。

二是特朗普執(zhí)政以來，奉行美國優(yōu)先政策，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其行為嚴重沖擊和損害了國際體系，同時對歐洲盟友不屑一顧。歐盟只有依靠中國去平衡美國的破壞?？梢哉f，特朗普執(zhí)政，不僅破壞了和歐盟的盟友關系，更加大了歐盟對中國的需求和依賴。我這里可以舉兩個小例子。2019年11月4日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訪問中國的當天，美國正式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當中國正式頒布《港區(qū)國安法》，美國正式宣布從德國撤軍9500人。如此“精心無縫”的配合令人嘆為觀止。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能勝選，說明其背后的支持力量還是非常強大的。哪怕特朗普連任失敗，民主黨也不能無視民意，其政策修正也將是有限的。不管怎么說，美國很難重回小布什新自由主義時代（對外積極干預），也很難重回奧巴馬時代（強調政治正確）。這就是為什么德國外交部長公開表示即使民主黨的拜登入住白宮，已經惡化的美德關系再無法恢復到從前的狀態(tài)：“以為民主黨上臺之后跨大西洋關系就能恢復如舊的人，都低估了這一關系的結構性變化！”這個判斷就是基于美國今天的民意。

這就是為什么早在五月港區(qū)國安法引起西方關注時，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就明確表示：“制裁不是正確的手段”。所有表態(tài)的歐盟高級官員都只停留在口頭上的“遺憾”之類，除了瑞典，沒有一國政府提出制裁。至于歐盟部分要求制裁的政治人物都是屬于說了不算類。比如歐洲議會的某些人物，但歐洲議會對掌握行政權力的歐盟委員會只有建議權，沒有法律約束力。德國之聲更發(fā)表評論坦率聲稱：“香港國安法生效，歐盟無從施壓”。

所以歐盟不會追隨美國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僅僅美國自己也無法真正影響香港。這正如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專家曾銳生所說的：在香港等相關議題上，歐美需要聯合施壓才能起到一定作用。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月30日發(fā)表聲明宣稱“將對部分中國官員的簽證做出制裁”。圖片來源：美國國務院聲明截圖

影響香港發(fā)展的內部因素

第一，香港發(fā)展慢于內地和澳門有兩大原因。港區(qū)國安法實施反而有助于穩(wěn)定和繁榮。

香港回歸以來，雖然依然保持較快發(fā)展，人均GDP也從回歸時的2.7萬美元升高到4.8萬美元。但其發(fā)展速度相對于內地和澳門還是慢了。這原因應該有二。

一是內地的全面開放與起飛導致香港在過去扮演的功能和歷史角色弱化。比如直到2000年時，香港還是全球第一或第二大港口，但到2019年香港已經名列第八，前五位都是內地港口，青島都力壓香港名列第七。

再比如過去香港一直是內地外資主要入口，對于海外企業(yè)來說，香港作為直接投資于中國內地之際的中轉站一直發(fā)揮著作用。但是，2015年中國內地對香港直接投資額達到898億美元，首次超過香港對內地投資額（864億美元）。香港生產總值（GDP）1997年相當于內地的18%，但2019年降至不到3%。按城市來看，已被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超越。

二是香港過去繁榮和穩(wěn)定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非政治化的商業(yè)城市。但2008年以后，由于多種原因香港日益政治化，政局和社會動蕩。作為金融中心，沒有穩(wěn)定和心理預期其后果是極為重要的。除了金融業(yè)，香港的其他經濟支柱房地產和消費也都依賴社會的穩(wěn)定。香港80%的游客來自內地，在所謂雨傘運動和“修例風波”中，內地和海外游客大幅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