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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官僚制度、政黨制度、軍政制度所指向的國家的有效性，正是亨廷頓學術生涯的第一個三十年（1948—1976）的思考重心的話，那么，亨廷頓第二個三十年（1977—2007）的主要精力無疑是放在國家的正當性上，他1981年的《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以下簡稱《美國政治》）、1991年的《第三波：20世紀晚期的民主化浪潮》（以下簡稱《第三波》）、1996年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2004年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zhàn)》（以下簡稱《我們是誰》）都把重心放在政治共同體的共識性、共同性和正當性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相關競爭之上。他認為，共同性對于一個政治共同體而言極為重要，在二戰(zhàn)后民主化運動風起云涌的美國政治中，新教倫理支撐的“美國信念”根深蒂固，年輕一代人質疑的是老一代人的統(tǒng)治能力而非體制的正當性。在20世紀最后四分之一時間的轉型政治中，在轉型初期，程序的正當性大于績效的正當性，在轉型中后期，績效的正當性決定程序的和體制的正當性。在后冷戰(zhàn)時代的世界政治中，世界上的幾大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國家都在追問“我們是誰”，都以自身政治共同體的共同性為標準劃分他我、敵友，文明的差異可能引發(fā)文明的沖突。在21世紀初美國國內的文明沖突中，美國國族認同的正當性危機源于1965年開始的文化民主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所導致的“去美國化”，在國家存亡的危急時刻重塑正當性，需要充分重視美國的“英國性”，因為美國的所有政治制度都可以從英國新教革命時期找到根源。

貫通亨廷頓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正是國家的正當性與有效性之間的辯證關系。統(tǒng)治水平低、統(tǒng)治能力弱等國家的有效性及其引發(fā)的正當性問題，不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第一個二十年新生發(fā)展中國家的普遍問題，也是西方民主制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就同樣遭遇的重大困境，更是第三波轉型國家普遍面臨的轉型困境、情境困境和系統(tǒng)困境。轉型困境主要是指如何處理轉型前業(yè)已存在的文官群體和軍官群體。對于前者，亨廷頓之所以建議采取消極的無為原則：“不起訴，不懲罰，不寬恕，不遺忘”，是因為在他看來，官僚體系恰恰是國家的共同性和正當性的根基所在。對于后者，他的主張是其1957年的《軍人與國家》和《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第四章核心主張的自然延伸，區(qū)別只是《軍人與國家》發(fā)掘的是文官控制軍官的理性化模式，而《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則描述了這個理性化模式的反面，這個反面，就是很多發(fā)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軍人干政困境。情境困境考驗的是一個國家在經濟社會領域中的發(fā)展能力、轉型能力和干預能力。系統(tǒng)困境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會導致人們失去對“政府的形”的信心，無論民主制還是所謂威權制，都將因為統(tǒng)治能力的孱弱而失去正當性。

也正是因為秉持國家的正當性有有效性之間關系的辯證觀，亨廷頓的政治變化理論才可以解釋現代化理論和政治發(fā)展理論所提出“現代”國家范式所無法解釋的一個悖論。這個悖論就是美國究竟是一個“新社會、舊國家”，還是一個“舊社會、新國家”。亨廷頓似乎單槍匹馬挑戰(zhàn)了聯邦黨人、托克維爾和“美國世紀”的政治學界和外交決策者所堅持的文化與政治上的“新政治科學”“民主世界主義美國論”和“美國例外論”。聯邦黨人的“新政治科學”認為，美國意味著人類社會實現了從小國寡民的古典共和向廣土眾民的現代共和的轉變，美國因此是一個新國家、一個全新的現代國家。托克維爾則認為，美國沒有經歷歐洲式的社會革命，卻享受了社會革命的政治成果，美國新大陸與歐洲舊大陸之間的最大差異在于，以身份平等為前提的民主制與以等級制為前提的貴族制之間的分野，美國代表著民主這個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美國例外論”則認為，美國是理性化的現代國家楷模，美國的政治制度、政治能力和政府形式以及正當性和有效性都是非現代國家學習的典范，這一點與美國人作為“上帝選民”、美國作為“世界帝國”的政治神學互相證成。按照亨廷頓的思路，這三種看法都意味著美國和美國人把自身的獨特性當成了普遍性，從而把希望其他國家變得和自己一樣之類的政治條件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軸。亨廷頓對這幾種不同樣態(tài)的“美國例外論”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反駁：即美國并不是一個“新國家”，并不是一個現代國家，它既不是一個歐洲式的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個理性化的現代國家，美國事實上、實質上是一個“新社會、舊國家”。

托克維爾

亨廷頓這個“新社會”的提法受到了托克維爾的影響，但是，二者的“新”之為“新”又相當不同。在《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頓直接借用了托克維爾的說法，即美國是一個身份平等的“新社會”，但并沒有深入探究這個“新社會”除了政治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根源。在《美國政治》中，亨廷頓完成了這個工作，“舊國家”是相對于歐洲大陸國家而言的，即美國并不具備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國家性”，美國的所有政治制度都有孤懸于歐洲大陸之外的英國的新教革命時代的根源，“美國信念”的諸政治原則都根源于英國新教革命，新教革命雖然沒有在英國本土取得成功，卻在英國的美洲殖民地開花結果，所謂“新社會”實質上是新教社會，這是亨廷頓與托克維爾的差異所在。同時，各殖民地繼承的是英國中世紀晚期的“都鐸政體”，美國在誕生時就已經有了一個政府、一個政治秩序，英帝國對它們來說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權力和權威，因此，美國人所擅長的不是創(chuàng)建一種擁有極大權力和權威的政治體系，而是限制權威和分割權力；也正因此，美國是一個“舊國家”而非“新國家”，美國的政治架構不是“現代”的，而是傳統(tǒng)的。

可以看出，亨廷頓之所以強調“政府的度”而非“政府的形”的重要性，恰恰是意識到美國政府形式中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性、保守性和反現代性。從美國建國到1968年，這一點基本上始終沒有發(fā)生重大的變化。在1968年《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出版至今的50年中，這一點也沒有什么實質的改變。如果用新與舊來區(qū)分現代和傳統(tǒng)，美國顯然不是一個現代國家，但它卻又擁有現代的政治制度，亨廷頓認為，美國是政黨制度這個“唯一的”現代政治制度的真正發(fā)源地。

對亨廷頓而言，只有揭示“現代”國家本身的“非現代性”，才能超越現代與傳統(tǒng)二分法，形成新的理論視野。他之所以提出不同于現代化理論和政治發(fā)展理論的“政治變化理論”，就是為了剝去籠罩在國家身上的現代外衣，使國家從政治現代化和政治發(fā)展理論中被經濟社會因素左右的被動狀態(tài)中走出來，獲得自主性，凸顯國家在政治世界中的至關重要性。進而，他認為必須區(qū)分政治變化的目標和方向，重視通往現代性的道路和過程。國家可能走岔道、走彎路、走錯路，但這主要是因為不同國家的統(tǒng)治能力千差萬別，這一差異超越了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亨廷頓的這一洞見，不僅提升了政治變化及其過程本身的重要性，更揭示了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治能力和統(tǒng)治水平對于政治生活治亂興衰的現實與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