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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與平臺合作很容易形成表面上的有效治理，畢竟平臺擁有更好的技術、更充沛的資金和人員以及更大的數據量，因而很可能提升治理者的惰性，也更容易滑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并形成路徑依賴。但是免責、高效率和頂格管理一旦成為行動的邏輯和慣性，那么整體風險掌控、文化領導權和“漫散性權力”就不再有人真正關心。

第三，與文化內容生產者的脫離。通過平臺的技術和審查人員來規(guī)管，讓治理者極大地降低了治理成本，但卻喪失了與文化生產者直接的血肉聯系，無法對內容生產在其身處的語境中的性質和重要性有準確的把握。[20]沒有了群眾路線，無法區(qū)分敵友，就會造成“一刀切”，不珍惜數量龐大的內容生產者可能帶來的文化權力，不尊重內容生產從中誕生的復雜土壤，不承認新的文化權力格局及其潛能。久而久之，不僅有誤判輿論環(huán)境的風險，在真正激烈的意識形態(tài)深層斗爭中也可能錯失群眾路線，喪失了趁手的精良武器，治理文化這一最復雜的技藝反而在新技術條件下容易淪為一種最傳統(tǒng)的行政，其目標轉回了全面的覆蓋和管控，而不是文化的繁榮與領導權。

因此需要區(qū)分的是，與平臺的合作是一種新技術條件下具備互聯網思維的協(xié)同治理，還是借助技術手段運用于互聯網的傳統(tǒng)治理思維。在1961年，周恩來借電影《吉達和她的父親》表達對文藝工作中“套框子”的不滿，痛斥“思想上的束縛到了這種程度”，“首先有個框子，非要人家這樣說這樣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盵21]

在新技術條件下，與平臺的合作不能變成新的“套框子”，“馬克思主義是有框子的……我們有的是最偉大的框子。把這個框子縮小成為形而上學、主觀主義東西的小框子，是錯誤的?！睂τ谇謇砦幕臻g和網絡輿論而言，需要警惕形成過多大大小小的框子。面對一個日趨復雜而陌生的社會，如果治理手段不是自我訓練和升級，那就不僅無法有效識別社會，還有可能因為新事物、新挑戰(zhàn)的突然出現，以及國家權力缺乏應對機制，導致系統(tǒng)性風險激增，最終為巨大的治理成本買單。

固然，通過平臺的技術手段能實現管控到位，但卻無法區(qū)分敵友，也無法區(qū)分在進入流通領域后，什么有助于“濡化”，什么有助于“漫散性權力”。在嚴格規(guī)管的條件下，把生存置于首位的壟斷平臺對大多數與盈利無關的內容并不敏感，所以將標準執(zhí)行得更嚴格或層層加碼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在過去，“套框子”讓“作家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當然搞不出好作品來?！盵22]如今，“套框子”以平臺為中介，平臺又何曾不是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五）小結

當然，實踐的邏輯總是更復雜一些，并非簡單套用某些原則就能得到良好的結果。更何況另有一些本文未來得及處理的議題也非常重要，比如新技術時代的知識分子問題，如何處理人的低俗與欲望，文化輸出等等，也均是社會主義文化實踐曾遭遇過的難題。所以，本文僅僅是一種嘗試的開始，并認為文化治理的改革需要更全面、系統(tǒng)和理論化的歷史總結作為未來實踐的前提。

讓我們借助阿爾都塞來完成更理論化的表述，即追問意識形態(tài)到底是“意識形態(tài)觀念”還是“意識形態(tài)機器”？阿爾都塞提出一種唯物主義解釋，即意識形態(tài)具有一種物質的存在，與其說是觀念，不如說是主體的無意識行為、實踐和儀式，而這又是由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所生產的。他也區(qū)分了“初級意識形態(tài)”與“次級意識形態(tài)”，后者是派生和觀念性的，前者則更接近于我們所談論的“漫散性權力”的效果。[23]

就意識形態(tài)作為“觀念”而言，八零年代以后的中國無疑有其堅守的底限，但機器每一步驟的運轉能否確立起真實的、深入人心的權威性和文化領導權，在當時直至今日都是可疑的。機器的運轉有沒有獲取文化權力，確立權威和文化領導權？每一時刻平臺與內容生產者之間又是否缺乏相互依附或根本的血肉聯系？換句話說，倘若我們以為處理的是“觀念”，那么依靠“管生產”和“管理性”的原則，政府部門的手中無疑擁有大量的資源和權力，當然這很重要，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又遠遠不夠，“觀念”的傳播常常呈現為量上的虛假，意識形態(tài)交鋒也容易淪為一個浮在表面的偽問題。

所以，也許在治理開始的地方就要追問，如果文化治理的目標是文化繁榮，并且只有繁榮能創(chuàng)造真正的文化權力和濡化能力，那么要爭取“漫散性權力”必須打造怎樣運轉順暢的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而互聯網時代的群眾路線又應當如何實現？

本文刊于2019年第五期《科學社會主義》，網絡版經作者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