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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例子，我到延壽工作的時候，上上下下都強調發(fā)展特色經濟，有一個說法叫“一鄉(xiāng)一業(yè)，一縣一品”，也有叫“一鄉(xiāng)一業(yè)，一村一品”的。延壽當時主抓的特色產業(yè)有亞麻、烤煙、肉雞、延壽桃這四大產業(yè)。應該說，這種抓特色產業(yè)的路徑，有一定道理，各地抓特色產業(yè)也有一定成就，但是也都存在一個共性問題，就是過分重視行政推進，產生了很多形式主義，也可以叫“逼民致富”。這樣的項目多數失敗，延壽縣也大體如此。特別是延壽桃。一個農業(yè)技術員栽培桃樹，結出來像遼寧省那樣的比較鮮的桃子來。媒體一宣傳就把它起名叫延壽桃，成了延壽縣特色產業(yè)，連省長在會議上都說了。我到任之后也跟著抓這個推進；不但跟著抓推進、下任務、下指標，還在北京請了一伙專家給論證。專家說這個東西屬于一種遺傳變異，是幾萬分之一的發(fā)生概率；說很有市場前景。但是后來越抓越發(fā)現，這個東西涉及栽培技術、儲存保鮮多種環(huán)節(jié)，大面積推廣根本不經濟，農民也不接受。最后經過研究，我們果斷地停了下來。但是已經推進好幾年了，已經勞民傷財了。還有，這幾項特色產業(yè)在數字上都有虛報成分，之前已經說過那些數了，有時候也降不下來，就跟著說。這是一個抓特色產業(yè)工作中我親身經歷過的。

還有一個事。有那么一年春天，哈爾濱市委一位副書記，在我們縣委組織部的材料上做批示。這個材料是關于開展干群對話的。市委領導批示說：這是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載體，應該予以推廣。我本來不知道這個事，但縣委組織部同志跟我一匯報之后我也就“借梯上樓了”，既然領導都批了，咱們就抓一抓吧，同意以縣委辦公室的名義下發(fā)文件，并在一次會議上強調把這個事給抓好。我還親自到一個鄉(xiāng)參加了一次干群對話會。很明顯是經過精心準備的。當時有群眾提問題，干部回答，按照群眾要求落實了幾個事，這也挺好；媒體進行了一番報道。在縣里推動下和媒體報道的推動下，各個鄉(xiāng)鎮(zhèn)都相繼組織了一兩次干群對話會，后來叫民主懇談會。半年以后，這項活動就銷聲匿跡了。

據我所知，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類似這樣的所謂的創(chuàng)新活動，有的叫鄉(xiāng)村夜話，有的叫干群對話，有的叫民主懇談。除了浙江省溫嶺市把這個活動轉為“參與式預算管理”，現在仍然在堅持，而且取得一定成績之外，可以說，其他地方都沒有逃脫曇花一現的命運。

我認為，這不是說明干群不需要對話——干群需要對話，需要協(xié)商——但是問題是，縣、鄉(xiāng)、村這三級干部，特別是鄉(xiāng)、村兩級干部，與老百姓是低頭不見抬頭見，隨時可以聊?，F在的通訊和交通這么發(fā)達，老百姓不要說到鄉(xiāng)里，到縣城也不難，見縣領導也不是很難的。你要解決問題，隨時可以進行，為什么要弄這個名頭呢？弄這個名頭實際就是噱頭，實際就是形式主義。這是說縣委書記作風虛浮方面，我們可以有很多話說。

另外一方面，縣委書記的作風又有“實”的方面，而且“實”的方面，我認為可能更突出。“實”的方面，一個是他們特別辛苦、特別忙碌，白+黑、5+2是他們的常態(tài)。還有一點，他們是善于務實。在極左路線那個年代，在我們各級官員中，搞“五風”搞浮夸的和敢于為民請命的這樣的兩極人物里，縣委書記占的比例可能是最高的。我沒有做數據統(tǒng)計，我看的是一些資料。

現實生活中，相當一部分縣委書記有較強的攻堅克難、靈活變通的能力，他們比較善于從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實踐中找出各種解決難題、破繭成蝶的辦法，把黨和國家的政策、上級的工作部署落到實處。

另外，面對比較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有時候采取虛與委蛇的辦法來應付。有人會說，虛與委蛇這不是虛浮作風嗎？這要看具體情況了。因為對于有些官僚主義的、和群眾利益不相符合的東西，你頂不了，所以你用虛與委蛇的辦法——用華西村吳仁寶的說法，叫作“形式主義對付官僚主義”。有的時候我說，這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辦法，無可奈何嘛。這樣也就一定程度地維護了群眾利益、地方利益，使某些官僚主義的危害降到較低的程度。

云南劍川縣委書記聶金輝（右一）在當地調研，與群眾交流。圖自新華社

另外，他們也常常劍走偏鋒，用一些不太合規(guī)的奇招妙法解決棘手問題、化解矛盾。

中部某省一位縣委書記給我講了這么一個事：一年春天上級來一個指令，說要在他們縣境內一條高速公路兩側100米范圍內，建設綠色通道，所占耕地一律退耕還林。政府把這件事端到常委會上了。主管農業(yè)的縣領導說：公路兩旁的耕地多數是稻田和菜田，農民不愿意退耕植樹；如果把我們在山區(qū)退耕還林的指標按上面要求用到這塊來，且不說影響了山區(qū)應該進行的退耕還林，就說退耕還林的補償標準，是比較低的——山區(qū)農民能接受，但到了菜田和稻田的農民，肯定是不接受的，而且與征用耕地的補償相比，差得很多。要完成這個綠色通道的任務，縣政府每年要拿出150萬左右的補貼，連續(xù)十年補給農民。這位縣委書記就很為難了，他很清楚：高速公路是國家的建設項目，在設計和建設時期已經留足了綠化帶在兩旁，根據不同的地貌和公路的彎度栽上不同的樹木；現在你再大面積拓寬這個綠化帶，是得不償失的，說的難聽一點，那就是形象工程。但是因為那是上級要求，他考慮再三，這么表態(tài)說：任務我們堅決完成，但是有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不得強迫農民退耕，第二個前提是不能由縣政府出補貼。他這實際上就等于變相拒絕執(zhí)行上級指令，他也做好了挨批挨整的思想準備。幸運的是，在各方努力下，最后上頭拿出一部分資金，提高了農民補償標準。任務算完成了，實際他就是有限度地抗上、有底線地妥協(xié)。這是一個事例。

還有一位縣委書記給我講了他在棚戶區(qū)改造過程中的一些事。有一個小區(qū)，絕大多數住戶都簽訂了拆遷補償合同，但是有一個人手里拿著拖拉機修配廠的執(zhí)照——他是小作坊主，說：我每年都有100多萬的利潤，你得按照這個給我補償?？h里幾次提高補償標準，進行反復協(xié)商，協(xié)商不下來。那邊已經動遷的住戶就在等著準備回遷，工程不動工也不好辦。最后縣委書記想個招，把稅務部門找來，說：你們去查這個作坊三年來繳稅情況，就按他那100萬利潤來算，他如果沒繳那些稅就是偷稅漏稅，按偷稅漏稅來依法制裁他。這個小作坊主一聽，就軟下來了；問題也就解決了。

我用這些事例來說一下縣委書記“虛”和“實”兩方面，我認為都相對突出。

應該看到，無論是“虛”還是“實”，都與縣委書記們每個人的品行有關，但是主要還是由他們所處的位置和客觀環(huán)境決定的。我們還是用實例來說話。

中部某省一個朋友給我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故事說，有一年春夏之交，全省遇到了幾十年沒遇到過的春寒春澇，農時節(jié)氣比歷年推遲了半個月還多，方方面面很著急。因為這是一個農業(yè)大省，國家農業(yè)部部長就到這個省考察了。省里和市里就提出來一個口號，叫抗災搶農時。光提口號不行，得落實，所以就成立了由紀檢委牽頭的、農口參加的督察組到下邊去督察，要求地里必須看到干活的農民。農民說：地里還有水，我們下不去地，下去也干不了活，不行。上面來檢查，怎么辦呢？縣鄉(xiāng)干部包村，動員農民下地，農民不去的話，花錢，雇農民上地里站那兒，拿著工具，等檢查過了之后再撤出。有一個縣的縣委書記聽說省委書記要來視察，就到一個科技示范村，動員了一部分農民站在水田里插秧。省委書記一看很高興，告訴隨行的記者趕緊拍，回去播。等領導們一走，農民就散去了，因為那時候已經凍得瑟瑟發(fā)抖。另外，那種溫度情況下，秧苗插到水田里它也不萌動啊。這是一個故事。這個事，你說縣鄉(xiāng)村的干部有沒有能力抵制呢？

中部某省這位朋友又給我講了第二個故事。一年秋天省電視臺曝光，說有兩個鄉(xiāng)鎮(zhèn)的鄉(xiāng)鎮(zhèn)領導夜間把一些農民的玉米秸給燒掉了，而農民要用玉米秸作飼料養(yǎng)牛，所以農民不滿了，就找到電視臺曝光了。電視臺在曝光中說這個事的同時，也說到了找鄉(xiāng)鎮(zhèn)干部采訪，這兩個鄉(xiāng)鎮(zhèn)的鄉(xiāng)鎮(zhèn)長都跑了、都躲著，不接受采訪。后來，這兩個鄉(xiāng)鎮(zhèn)的上級縣委書記和我這個朋友說了實情：鄉(xiāng)鎮(zhèn)長是不敢接受采訪的，因為他們有苦難言。這幾年省、市、縣三級都在抓秋翻整地，并且層層督察，當時有一個口號叫作“地不翻臉翻，茬子不倒人倒”?！安缱印币话闶侵赣衩赘?可以讀zha第四聲)。從這個口號可以看出，推進力度是多么大。應該說，從農業(yè)技術的角度來說，秋翻秋整地對增產是有好處的，確實有利于增加糧食產量，但是農民是既算增產賬又算效益和投入賬；另外，時間上看，從秋翻到來年冬天，有一年半的時間，增產的這個糧食才能賣出去，而市場情況是不能清楚預知的，所以農民還要算資金占用賬。因此，農民對秋翻整地就不太積極。另外，還有個情況：按照技術要求，深松整地，三年輪換一次是最經濟、最科學的，但是由于上級推動這種秋翻整地，要從高速路兩旁檢查，因此各縣鄉(xiāng)公路兩旁的地幾乎年年去翻，偏遠的地方幾年多年不見拖拉機影子，所以農民當然就不干了——“我這翻著地，也沒有什么效益”。最后怎么辦呢？鄉(xiāng)政府和村級組織拿錢，雇拖拉機給農民翻，這叫費力不討好，花錢找挨罵。

這兩個故事，不能說代表全部，但是也可以說，縣級官員的虛浮方面有其自身的因素，也有客觀環(huán)境的因素，有時候是無奈之舉、不得已而為之。

說縣委書記“實”這方面，并不是說他們覺悟有多高。比如說白+黑、5+2，以及說他們善于攻堅克難，主要是因為他們承擔著縣域治理的無限責任，現在各種各樣的工作任務和考核督察又呈現出有增無減的趨勢。作為一個縣級領導，即使你不求上進，不要什么先進的名次，你就是窮于應付，那么你也很難清閑。

當然，忙碌之中送往迎來也占很大比重。送往迎來，按照我們通常說的，就是虛浮工作作風唄，但是在基層有時候“虛”和“實”也不太好區(qū)分。因為有的項目就是在飯桌上談成的，有的資金就是靠熱情接待要來的。前些年人們常常聽到這樣的故事，一杯酒十萬元，或者一杯酒五十萬元，這些年可能沒有了，但在前些年肯定不是瞎編的。

我這人當了接近九年縣委書記，不善于喝酒，也不善于交際，但是我不行縣長得行，我的幾位縣長在這方面就給我補短板了。最明顯的，有一次在省城里面，請非常重要部門的人吃飯，最后我們那個縣長喝了烈性白酒一斤八兩，酒席散后回到賓館，我看他狀態(tài)不太好，我不敢睡；在一個房間，一直到午夜后兩點鐘看他睡著了，我才放心地睡去。

還有一個故事，我覺得挺耐人尋味的。這個故事不是我親身經歷的。《半月談》2005年第24期，以“小康縣里三級書記的真假話”為題報道，說縣委書記告訴記者，他給上級匯報時說招商引資總金額達到2億多元，財政收入達到1億元，而實際情況是全縣很難招來客商，更難有大的項目建設，全縣財政收入才5千多萬元。看了這個報道，可以說這個縣委書記真能吹牛說假話，但是是不是也可以說他敢于向官方媒體吐真情，這個勇氣和膽略令人欽佩。比縣委書記級別高的官員還真未必能像這個縣委書記這樣，向官方媒體吐真情，往往是“甄士隱”(真事隱)、“賈雨村”(假語存)。這是第三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