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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此類現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高精技術類工種始終處于稀缺狀態(tài)，此類移民的流入反而是越來越少，且極易受到日趨隨意的政策干擾。美國近期圍繞H1-B簽證引發(fā)的風波正是該問題的縮影，“政府效率部”的負責人之一拉馬斯瓦米甚至痛斥“美國文化長期以來崇尚平庸而非卓越”，無法滿足這方面需求。

另一方面，則是在衣食住行、運輸倉儲相關的基礎制造和服務類行業(yè)，供給真正過剩，新移民占比過高，且不少受教育移民的技能和教育背景與該類工作不符，出現嚴重“錯配”。

不僅是美國，移民輸入就能促進就業(yè)的“理所當然”，正在西方國家遭受普遍挑戰(zhàn)。本輪加拿大政潮中，輿論對特魯多的一大抨擊點就是：創(chuàng)紀錄的移民水平卻幾乎沒有帶動可工作納稅人的人口占比。其實加拿大只是諸多反面典型中的一個而已，從多國數據來看，都出現了移民增速大大“跑贏”就業(yè)率增幅的情況。

因各國統(tǒng)計數據發(fā)布時間不一，故起訖時間有些許誤差。美法兩國為2023年較2015年的增幅，德國為2021年較2015年的增幅，加拿大為2021年較2016年的增幅。 圖表來源：根據Fred（聯(lián)邦儲備經濟數據庫）和各國統(tǒng)計局數據匯總自制。

而這些現象的表象背后是更為深層的人力資源供需結構矛盾。西方國家“產業(yè)空心化”的過程，造成了基礎行業(yè)的大量遷移。高新技術看似蓬勃發(fā)展，但從場景到應用的轉化卻有邊際效益遞減之勢。只靠一味的概念炒作，缺乏大面積的應用推廣，甚至連基礎加工都在國外，長此以往不僅高精尖行業(yè)的就業(yè)受到限制，連能夠給被他們蔑稱為“低端移民”提供的基礎行業(yè)工作機會，也一樣越來越少。此時出于“政治正確”引入的移民，在不事勞作的環(huán)境中又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陷入基層矛盾的惡性循環(huán)。

此時正是在技術領域，已經出現了工業(yè)革命以來前所未有的“科創(chuàng)東移”現象。根據聯(lián)合國下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全球百大科技集群排行榜，進入榜單的歐洲（不含俄羅斯）科技集群由2017年榜單中的35個減少到2024年榜單中的27個，美國由同期的30個減少到20個，中國內地由4個增長到26個（含港臺共計28個）。在前20大集群中，2017年，美歐中分別有7個、6個和3個；2024年則變?yōu)?個、1個和8個。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群分布。中國頭部科技集群的增加不僅是數量的增加，還是覆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qū)的全方位增加。 圖表來源：WIPO。

這樣的變化也已經傳導到了生產和出口，根據聯(lián)合國工業(yè)發(fā)展組織所提供的數據，已經實現工業(yè)化的高收入國家，其制造業(yè)增加值在1990年占全球份額高達74%，到2000年仍有72%，卻在本世紀加速收縮，到2022年僅有49%。在制造業(yè)出口中的份額由2000年的75%收縮至2022年的56%，預計再過幾年同樣將跌破一半份額。

也正是在從技術到產業(yè)正在經歷這樣一番東升西降的歷史性節(jié)點，歐美國家經濟增長的驅動內核正在受到嚴峻挑戰(zhàn)，這也同樣會讓它本已存在的財政問題被進一步放大。

近年來西方國家的財政情況仍在趨向惡化。一方面，政府債務擴張速度跑贏經濟增速已是普遍現象，且仍在持續(xù)飆升之中，美國自不必說，歐盟平均的政府負債率已經突破了80%，除德國尚能控制在65%以內，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國家都已突破100%。

另一方面，財政赤字也仍在擴大，在G7國家中，政府赤字率基本都達到了上一輪金融危機結束以來的階段性高點，像美德法意等國更是達到了歷史性高點，財政資金的缺口日益擴大。根據《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加入歐盟的要求包括了赤字率低于3%和政府負債率低于60%。若是以此考核，截至2023年，G7國家已經“全軍覆沒”。

G7國家政府負債率（左）和赤字率（右）。 圖表來源：根據各國統(tǒng)計局數據匯總自制。

歐洲央行在去年底剛發(fā)出警告，如果不能降低公共債務，促進增長，扭轉“政策不確定性”，歐元區(qū)將面臨另一場債務危機的風險。但要削減投資規(guī)模、收縮財政開支、挖掘新增長點，在當下時點又談何容易。尤其是對于非美西方國家來說，要保證本國經濟政策的獨立自主、不被某些域外強國所綁架更是難上加難。

更為黑色幽默的是，這些國家追隨美國戰(zhàn)車，已經給本國帶來了生產生活成本全鏈條上漲、財政大幅度惡化。在特朗普上任后，居然還將面對美國的領土和主權讓渡要求，并公然干涉本國領導人更迭。更有甚者，“盟主”的行為還先于俄羅斯觸犯了整個防務聯(lián)盟的相關條約，真是“組團防賊七十年，方知團長是盜長”。

除了赤裸裸的政策綁架與內政干涉，經濟上的“美元鐮刀”也是人所共知。近年唱衰中國經濟的一大理由就是美元匯率不斷上升，導致按美元計價的中美GDP差距又有所拉大。其實拉入其他國家一對比，就會發(fā)現比中國壓力更大的大有人在。如果都按美元計價，其他G7國家的GDP幾乎是十年不增長、甚至負增長的。而這絕不僅僅只是生產總值的計數口徑問題，其背后是一個國家的資產定價體系和跨境資本流動問題。

按美元計價的G7國家和中國GDP，從中就能窺見世界經濟格局變動，以及為什么說“天下苦美久矣”。 圖表來源：作者自制。

面對這樣的匯率鐮刀，中國能做的是發(fā)揮自己強大的制造和建設能力，以一籃子工業(yè)品和消費品錨定自己的貨幣，在外部環(huán)境波云詭譎的情況下，依然穩(wěn)定本國生產生活成本，同時輸出正外部性，構建一個個雙邊多邊乃至全區(qū)域合作機制，去對沖某些國家級印鈔機對各國資產定價體系的擾動。

這需要一個國家同時具備廣闊的發(fā)展縱深、強大的實體經濟和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中國能夠做到，可其他這些發(fā)達國家呢？當這些所謂的發(fā)達國家，從原本的“加油包”，不斷淪為某一個發(fā)達國家的“放血槽”時，它們的“發(fā)達國家”招牌又還能懸掛多久？它們的內部合作機制還能持續(xù)多久？

這樣星星點點的現象，同樣構成了時代轉折點到來的子夜寒星。

由著上述問題，我們也不禁要問一句：對于經濟現象的分析，是不是只該停留在對于淺層數據的排列組合？是否應該從構成這些數據的基本要素、社會現象、民眾體驗出發(fā)，放置到時間、空間的維度去進行完整的復盤？

很多人都說講經濟學的人太多，其實筆者覺得，這些年恰恰是能做“比較經濟學”的老師還是少了。有些輿論一面嘲諷著自己國家的進步，割裂了現實條件與外部參照系的比較，去貶損實實在在的成就，連帶著“宏大敘事”都被他們說成了貶義詞?？闪硪幻婺?，又樂得替西方發(fā)達國家鼓吹“宏大敘事”，安于幾個數據一列就套公式一樣的得出結論，分析手段和2500年前的鄭人買履別無二致。

所以這些年筆者越發(fā)明白，為什么有一門課一定要叫“政治經濟學”。在寫作本文時，也欣聞文一老師牽頭主編的《宏觀經濟學》取得重大進展，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我也有幸親眼看到文老師對于這套教材的傾注投入。祝愿本書能早日與莘莘學子見面，也祝每一位立志講好中國故事的老師和同志，在我們自主知識體系的探索中不斷登上新高峰！

轉折時代的火焰，是各條戰(zhàn)線多少這樣的同志齊心協(xié)力點燃的，溫暖了子夜，等候著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