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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如果以人均感染率來算，佐治亞等最早解封的中南部州的疫情并不比東西海岸輕。美國每十萬居民新冠確診人數(shù)最多的10個縣中，就有多達7個坐落在最早解封的中南部州[6]。顯然，現(xiàn)階段影響美國各州是否解封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客觀的疫情數(shù)據(jù)，而是人為的政治因素。

美國最晚實施封禁和最早開放的幾個州的州長都是共和黨人，州政府由共和黨政客把持，這些州的選民也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只要對比頂著疫情最早解禁的州和2016年總統(tǒng)大選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州，會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有很大的重疊。

左圖：黃色為5月仍實施隔離和封鎖禁令的州，藍色為當時已部分開放的州；右圖：藍色為2016年大選支持希拉里的州，紅色為支持特朗普的州 圖自New York Times, Business Insider

眾所周知，從美國爆出第一例確診開始到現(xiàn)在，特朗普一直在刻意淡化疫情的嚴重性——包括此前聲稱新冠疫情是民主黨捏造的騙局（hoax），多次強調(diào)“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新冠病毒的風險很低”，將“新冠肺炎”稱做“冠狀流感”（”corona-flu”），甚至鼓勵確診者繼續(xù)上班。在美國疫情完全失控之后，特朗普又毫無根據(jù)地預測，隨著氣候變暖“病毒會在四月奇跡般地消退”，妄想“疫苗將會在今年上市”，現(xiàn)在又極其不負責任地呼吁全國盡快解封[7]。

心智水平稍微正常一些的人都能看出，特朗普這一系列誤導性言論十分荒謬，然而美國的政治現(xiàn)實似乎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很多。在美國特色黨爭票選民主制度下，政客和支持者之間的關系并非西方政治理論中理想的所謂“民意代表—公民”的關系，而是更類似于“偶像—粉絲”的關系。很多較為狂熱的“政治粉絲”會在政客本人、政黨機器和附隨媒體的不斷灌輸下，對“偶像”言行不假思索地無條件追隨。

很顯然，特朗普的這套說辭對他的“粉絲”確有效果。民意調(diào)查的結(jié)果顯示，超過六成的共和黨支持者認為“媒體夸大了新冠疫情”，相比之下，絕大多數(shù)民主黨支持者認為媒體對疫情嚴重性的報道較為準確或有所低估[8]；超過八成的共和黨支持者認可特朗普對疫情的處理，民主黨支持者則只有不到兩成[9]。面對同樣的疫情，政見不同的美國人連對現(xiàn)實的認知都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顯著差異。

上圖：美國疫情失控至此，仍有83.9%的共和黨支持者肯定特朗普對疫情的應對，而民主黨支持者只有11.5%認可特朗普的防疫表現(xiàn) 圖自fivethirtyeight

下圖：相比民主黨支持者，共和黨支持者更明顯地反對封城等社交隔離措施，且意識形態(tài)越強的共和黨人越反對隔離 圖自navigator

疫情蔓延至今，很多特朗普的忠誠支持者依然發(fā)自內(nèi)心地相信新冠肺炎并不比流感嚴重，也不認為特朗普應對疫情有任何不當，一切都是民主黨和自由派主流媒體的“陰謀”。稍早前，30多個州爆發(fā)的反封禁抗議活動大多由特朗普或共和黨的支持者組織，隊伍中隨處可見支持特朗普2020連任的標語，示威者稱“新冠肺炎就是流感”“新冠肺炎是謊言”“媒體公布的死亡數(shù)字都是假的”“封鎖措施違反憲法”“現(xiàn)在停止經(jīng)濟活動正是中了中國的奸計”等等[10][11][12]。

很多抗議人士認為，州政府頒布的“居家令”等隔離政策侵犯“公民自由”，推行該政策的州長被比作“法西斯”“暴君”[13][14][15]。示威活動中常見的標語有“不自由毋寧死（于新冠）”（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covid-19）“比起和平的奴隸制，我寧愿選擇危險的自由”（I prefer dangerous freedom over peaceful slavery）等美國獨立運動時期的名言。

左上：特朗普支持者持槍在密歇根州議會大廈前抗議隔離政策；右上：洛杉磯抗議者舉著“新冠肺炎是謊言”的標語，背后是支持特朗普連任的旗幟；左下：俄勒岡示威者聲稱“新冠肺炎是謊言”；右下：抗議者聚集在明尼蘇達州州長的宅邸反對隔離，要求像瑞典一樣不封城、不停工、不停課。 圖自AFP, LA Times, Central Oregon Daily, AP

而特朗普之所以急著解封復工，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政策慣性”，延續(xù)此前一貫輕視疫情的態(tài)度，避免前后矛盾、在支持者面前出丑；更重要的是為了年底總統(tǒng)大選，現(xiàn)階段解封和復工在美國——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著相當廣泛的民意基礎，特朗普出于連任考量也必須迎合這些選民的看法。在疫情已經(jīng)奪走十多萬條生命的情況下，勇敢的美國老百姓依然急切地希望解封，背后有兩大原因。

二、美國特色自由主義

在過去兩個月內(nèi)里，反對隔離的大規(guī)模游行示威出現(xiàn)在美國大多數(shù)州?？棺h活動出現(xiàn)除了由政客自上至下煽動之外，美國人自由散漫的思想傳統(tǒng)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爆發(fā)（注：這種流感首次發(fā)現(xiàn)于美國而并非西班牙）時，美國各州政府也曾采取措施禁止集會、關閉學校和影院并要求民眾居家。起初民眾還算配合，但一兩個月之后很多人就開始不耐煩了。克利夫蘭、亞特蘭大、丹佛等城市相繼爆發(fā)反隔離游行；數(shù)千舊金山市民成立“反口罩聯(lián)盟”對抗市政府要求佩戴口罩的法令。各地政府在民間和商界的壓力下過早取消禁令，直接導致疫情出現(xiàn)第二波、第三波[16]。最終這場大流感奪取了至少67萬美國人的生命[17]。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在主要西方城市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曲線

美國人普遍的政治信仰是個人權利至上，塑造美國精神的《獨立宣言》里就寫道“所有人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可剝奪”。在很多抗議者看來，州政府實施的隔離政策讓他們無法正常出行和工作，就是剝奪了他們“對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因此按照美國的政治精神和自由傳統(tǒng)，他們就有理由不服從甚至反抗。

《獨立宣言》等美國政治經(jīng)典的思想來源是英國哲學家、自由主義之父約翰 · 洛克的“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理論。洛克在其著作《第二篇政府論》中提出：在政府出現(xiàn)之前，人們生活在一個“自然狀態(tài)”之中。在這種狀態(tài)里，人們是自由的，人和人之間政治地位平等，并且他們彼此關愛。每個人擁有對自己生命、自由和財產(chǎn)的“自然權利”，并且通過“理性”的思考決定尊重其他人的“自然權利”。洛克認為只有當人們認為可以更好地保障自己這些“權利”的時候，才會進入到一個“社會契約”里組建政府。因此，政府的合法統(tǒng)治必須經(jīng)過“被統(tǒng)治者的明確許可”（explicit consent of those governed）[18]。

這套理論的問題在于，洛克對所謂“自然狀態(tài)”中人們“自由”“平等”的描述毫無實證支持。恰恰相反，根據(jù)進化生物學，人類現(xiàn)在的暴力行為至少有一部分是繼承自遠古的祖先，考古成果也表明晚期智人的骸骨常有打斗痕跡。至于為什么在我們的祖先在還沒形成社會組織的時候，就已經(jīng)理解并“擁有”了諸如“權利”“自由”等非常復雜的社會概念？身為一個基督徒，洛克的解釋十分簡單粗暴——是“上帝”賜的。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建國綱領來自幾百年前的基督教敘事，而幾乎全部的西方政治哲學至今尚無法擺脫一神論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