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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3月26日，特朗普又揮下關稅大棒，宣布對進口汽車加征25%的關稅，相關措施將于4月2日生效，引得歐盟、日本、墨西哥等一眾國家怨聲載道。反倒是這些年來時常受美國關稅政策沖擊的中國，顯得淡定了許多。

其實看多了就知道，特朗普對于關稅和貿易戰(zhàn)的認知，正如他心心念念的麥金萊總統(tǒng)和麥金萊關稅一樣，很大程度上來自于19世紀末的歷史，來自于美國最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年代。

雖然照搬歷史經驗是一種刻舟求劍，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理解一個滿腦子都在刻舟求劍的人，那還是有必要再去回顧歷史，總能找到一些啟示。

比如一直被特朗普掛在嘴邊的“1888年關稅大辯論”，里面就有一些現(xiàn)在看來頗為有趣的細節(jié)。1888年大選，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視關稅問題的一屆大選，當時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將關稅作為了自己的施政核心，把民眾對于貿易保護的熱情全都調動了起來。

1888年關稅大辯論的主要起因，是美國在內戰(zhàn)后長期的高關稅積累了大量政府盈余。而在小政府的年代，這些政府盈余不能有效地投入到經濟中，就變成了純粹給社會增加負擔，成為當時兩黨都關注的一個大問題。

而這個大辯論的直接起因，是篤信自由放任理念的民主黨總統(tǒng)克利夫蘭，決定通過關稅改革來解決政府盈余問題。

克利夫蘭在1897年底的國情咨文里，把高關稅的弊端痛批了一遍，并號召民主黨人跟他一起把關稅改革作為政績的突破口。于是在1888年，眾議院財政委員會的主席，同樣是激進的自由貿易支持者的民主黨人羅杰·米爾斯（Roger Q. Mills），帶著民主黨人提出了降低關稅的“米爾斯提案”（The Mills Bill）。而以議員麥金萊為首的共和黨人則全力反對這一關稅改革，于是開啟了“1888年關稅大辯論”。

第22、24任美國總統(tǒng)格羅弗·克利夫蘭 資料圖

當然，由于共和黨人占據著參議院，民主黨人的關稅改革方案本身就是做個姿態(tài)，想要在大選之年爭取選票。但是克利夫蘭他們明顯高估了民眾對于自由貿易的接受程度，以至于在1888年無論是在國會還是在大選都被共和黨人壓著打。

民主黨人支持降關稅的理由，除了時代背景非常強的“減少政府盈余”之外，都是我們現(xiàn)在很熟悉的，比如減少消費者負擔、減少產業(yè)成本、與其它國家互惠有利于產品出海等等……

共和黨的反對理由大多也不新鮮，比如破壞產業(yè)、擾亂經濟等等。

比較有趣的一點是，共和黨人甩了一個大鍋，說政府盈余問題積累至今一直沒有改革，責任全在民主黨，即便共和黨占據了參議院。為什么呢？因為提案的權利在眾議院不在參議院，民主黨占著眾議院那么多年沒有提出改革方案，這難道能怪我們在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嗎？

不過你要問民主黨真提出了改革提案，共和黨會怎么辦呢？那當然是直接否決掉了，就如同他們否決掉了1888年的米爾斯提案一樣。

共和黨這個甩鍋思路，雖然看起來有點流氓，但直到今天都很好用。只要任何一方占據著白宮、參議院或者眾議院的其中一部分，那么只要他們有足夠的反對決心，另外一方想干什么都是舉步維艱的。所以在近些年美國政治極化的時代，一個黨阻撓另一個黨的執(zhí)政，然后反過頭來怪另一個黨在執(zhí)政期間毫無作為，已經是最為常規(guī)的操作了。

其實說到底，民主黨和共和黨也不是真的想要解決什么財政問題、經濟問題的，而是為了服務自己黨派的利益。

比如，共和黨人花了大篇幅把美國各項產業(yè)不管農業(yè)工業(yè)都列了一遍，論證關稅保護是必要的，結果對于占進口最大頭的蔗糖卻一言不發(fā)。因為美國的糖主要是在南方生產的，而在1877年聯(lián)邦政府結束了對南方的軍管，民主黨從而系統(tǒng)性地剝奪了南方黑人投票權之后，共和黨在南方就沒有任何立足之地了。

南方的選票不重要，那么南方的產業(yè)自然也不需要保護。而反過來，由于共和黨需要爭取中西部農業(yè)州的選票，所以他們不光主張保護東部的制造業(yè)，中西部的農業(yè)也應該一并被保護起來。

所以到了后面1890年共和黨人上臺推出 “麥金萊關稅”的時候，糖直接被列入了免稅清單，倒確實如預期般地減少了一定的政府財政盈余。而反過來，民主黨人雖然把自由貿易的好處說破了天，但是到了1894年他們上臺有機會推出自己的關稅法案時，他們又把糖的稅給加上了。

所以簡單地說某一方是支持自由貿易、某一方是支持保護主義，某一方是支持農業(yè)、某一方是支持工業(yè)，都是把問題簡單化了。對當時的兩黨來說，民主黨里也有不少支持保護主義和工業(yè)的，共和黨一方也有不少支持自由貿易和農業(yè)的，關鍵還是看他們具體要爭取誰的選票、哪個利益集團在給他們送錢。

美國19世紀（1800?1899年）關稅稅率變化 伍山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源——以美國重商主義形態(tài)演變?yōu)榫€索

但是在1888年，保護主義仍然是政客和民眾心中的主流。畢竟自美國建國以來近百年時間里，美國在絕大部分時間都是高關稅國家。保護主義的國策可以直接上溯到1791年，漢密爾頓對美國制造業(yè)做的報告里，就明確提出了美國的制造業(yè)還不能和外國的成熟產業(yè)抗衡，必須通過關稅加以保護。

而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也是在美國住了十幾年，見證了美國產業(yè)在關稅保護下高速發(fā)展，才發(fā)展了流傳至今的“幼稚產業(yè)保護論”。李斯特認為，制造業(yè)是最高級的產業(yè)，對國家和民族最有益的產業(yè)。如果遵循自由貿易理念，后發(fā)國家永遠不能在制造業(yè)上與發(fā)達國家競爭，只能靠關稅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yè)”。國民先付出一定犧牲，等產業(yè)發(fā)展壯大了就能反哺國民。

當然李斯特一直也強調，等到發(fā)展起來了，給國民施加負擔的關稅就該逐漸取消。所以1888年民主黨就在說美國產業(yè)已經夠發(fā)達不需要保護了，再保護無非是給利益集團送錢。而共和黨則是強調很多領域還是需要發(fā)展，沒到能夠與英國競爭的時候，等這些領域發(fā)展起來，民眾用上了便宜的商品，現(xiàn)在暫時的犧牲就能得到補償。當年的共和黨也沒好意思在國會里面說“關稅是外國人付的”這樣弱智的話，但是他們在競選的時候，倒是很喜歡跟普通選民這么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