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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概念。有了自主性的民主理論和治理理論，才有可能對泛濫的合法性危機之說予以正本清源。由于一度流行的評判中國政治的價值標準來自西式民主理論和治理理論，結果中國這個人口規(guī)模最大、治理成效最好的發(fā)展中國家，被認為存在“合法性危機”。有學者統(tǒng)計，在2008—2013年間關于中國政治合法性的120多篇論文中，中國大陸學者多數(shù)認為中國政治有合法性危機，相反國外學者則不認為中國有合法性危機或者說認為合法性問題沒有那么嚴重。原因在于，中國學者一邊倒地引用西方政治哲學的合法性概念來分析中國；而國外學者則往往用中國傳統(tǒng)哲學看待中國。考慮到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轉折點，西方國家因金融危機而加速了地位下滑，中國則以舉辦奧運會為標志加快了上升步伐，這種反差性研究更不可思議。如此違反常識的政治認知，必然是據(jù)以評價的標準出了問題。

有學者總結了戰(zhàn)后西方美國民主理論的“三部曲”：首先是熊彼特將人民主權改造為選舉式民主，其次是羅伯特·達爾等人將選舉式民主框定在自由主義范疇內(nèi)以形成多元主義民主或者自由主義民主，再次是李普塞特改造了合法性概念。在馬克斯·韋伯那里，合法性政治是指政府組成的合法律性和事實上的有效性；在“熊彼特式民主”的基礎上，李普塞特將合法律性置換為競爭性選舉，合法性政治等于競爭性選舉加有效性。從此，“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便成為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金科玉律。在程序民主觀大行其道的年代，很多人據(jù)此判斷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才把如此良治國家視為存在合法性危機的國家；而那些治理無效乃至失敗的國家，因為有競爭性選舉就不存在合法性危機。

基于此，有學者在歷史社會學脈絡上“重述”了合法性概念。自被改造的合法性概念誕生以來，競爭性選舉并不能解決國家治理問題，甚至是政治動蕩和國家失敗的根源。為此，亨廷頓提出具有統(tǒng)治能力的政府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代議制民主并不能解決有效統(tǒng)治問題。羅爾斯則從社會條件出發(fā)，提出西方政治和非西方政治完全不同的合法性標準。在西方政治學的整全性知識脈絡中，合法性是一個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義性的概念體系。這樣的合法性標準意味著，中國政治并不存在所謂的合法性危機。這一研究產(chǎn)生了相應的政治影響，當然也會在輿論界引發(fā)較大的爭論，因為這與習以為常的合法性概念完全不一樣。

因為對于合法性政治的標準不清楚，很多時候人們?nèi)菀装焉鐣芤暈楹戏ㄐ晕C的象征。針對現(xiàn)實中流行的“崩潰論”、“轉型陷阱”、“合法性危機”等觀念，有學者指出，這屬于“轉型危機”而不是合法性危機。所謂“轉型危機”，“在經(jīng)濟—社會轉型中由于各種利益沖突和治理能力滯后所產(chǎn)生的危機,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結構性轉型的必然現(xiàn)象”。在這個意義上，“轉型危機”其實是國家治理和社會轉型中的普遍想象。

觀念會產(chǎn)生政策，錯誤的觀念必然導致錯誤的政策。對于國家治理而言，因沒有自主性觀念而犯下顛覆性戰(zhàn)略性錯誤，在歷史上并不鮮見。在觀念交鋒與文明互鑒中，中國政治學在涉及國家的一些關鍵詞上進行了護衛(wèi)性建構，初步形成了自主性政治學話語體系，為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在政治學最根本問題的研究上，諸如中國的國家建設，中國政治學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這當然歸因于中國政治學置身于中國大陸這片沃土。

二、扎根于中國大地的政治學：回答“中國性”命題

以“民主—治理—合法性”為線索的話語體系的形成，是在政治性對話、意識形態(tài)交鋒中形成的，其生命力最終取決于關于社會結構研究的社會科學水平。這是因為，衡量社會科學成就的最高標準是人們對于自己身處其中、并時刻約束其行為的社會結構的研究有著實質性發(fā)現(xiàn)。關于社會結構真相的研究是一種探究“實存”（the world of being）的學術活動，由此才能厘清各種“實證”（the world of becoming）出來的概念和理論。對于中國政治學的國家建設研究而言，最大的、最根本的“實存”性問題就是筆者在2017年提及的“中國性”（Chineseness）命題，或者說是中國所以為中國的“國家性”（stateness）問題。且不論不乏分歧的歷史分期問題，古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中國性”都是需要回答的。否則，事實上毋庸置疑的中國在理論上就可能演變成一個有重大爭論的學術問題，比如所謂“新清史”的挑戰(zhàn)。但是，一旦理解了中國政治學關于“中國性”的研究成果，就知道“新清史”稱不上挑戰(zhàn)。

關于古代中國的國家性，至少需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中國是如何來的，中國所以為中國的核心價值是什么，中國是如何組織起來的。

中國是怎么來的？回答國家起源的最新成果算是邁克爾·曼的歷史社會學，即國家權力是經(jīng)濟權力、意識形態(tài)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之間互動的結果。這一變量組合式理論突破了查爾斯·蒂利關于國家的軍事戰(zhàn)爭和財政能力的解釋，更不同于以往的單一因素解釋，諸如“經(jīng)濟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運用曼的國家理論，可以解釋先秦國家的形成；而中國案例研究極大豐富了曼的理論。具體方法方面，趙鼎新嘗試了對貴族實力和君主被推翻的相關性檢驗，基于軍隊行軍距離，作出霸權國的網(wǎng)絡分析。這些科學方法都是曼、蒂利等上一代社會學家不太擅長的。

相對于眾說紛紜的國家起源說，中國國家性的研究成果更值得一提。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歷經(jīng)5000年而未曾中斷的大一統(tǒng)文明體，這種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觀在世界上引來眾多天才學者的好奇和贊嘆，力圖揭示其內(nèi)在奧妙。其中，最能解釋中國歷史連續(xù)性的便是日本著名學者溝口雄三的“中國基體論”：“中國有中國獨自的歷史現(xiàn)實和歷史展開，這體現(xiàn)于長期持續(xù)的種種現(xiàn)象在不同時代里的緩慢變化上，所以中國的近代應該從現(xiàn)代、近代與前近代的關聯(lián)來把握?！币簿褪钦f，中國歷史具有一以貫之的連續(xù)性。然而，這種連續(xù)性靠的是什么？或者說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種不曾間斷的連續(xù)性？在“中國基體論”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中華文明基體論”——由歷史文明基因組成的共同體，一種基因共同體。除去民族主體性、語言文字和地域性等因素，在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這個基因共同體至少包括：國家層面的大一統(tǒng)思想和治國的民本思想；政府層面的官僚制（包括郡縣制和科舉制）；文化層面的包容性與中庸之道；社會生活的自由與自治，以及家庭倫理本位，等等。這些“基因”代代相傳于、內(nèi)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內(nèi)的華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構成了延綿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共同體。

這個“文明基體”被有的學者解釋為“儒法國家”，看上去有點類似我們中國人常說的“外儒內(nèi)法”，但內(nèi)涵有著很大區(qū)別。“儒法國家”的意義首先在于其歷史連續(xù)性，即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延續(xù)了2000年的國家；中國具有幾大文明中最顯著的強國家傳統(tǒng)；最早建立起文官政治，大部分時期內(nèi)軍人都被文官馴化；能夠將游牧和半游牧國家同化，而不必像其他文明一樣對外征服；不同于歐洲，中國的城市即便高度商業(yè)化也不具備獨立于國家的力量。這是首次將中國歷史進行社會科學化的研究，在英語世界引發(fā)重大學術影響。

最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還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為什么能夠延續(xù)幾千年?有學者歸因于“一個文教，多種宗教”傳統(tǒng)。儒家從來不是宗教,而是一種文教，即儒家之教化，文教傳統(tǒng)使得儒家內(nèi)化于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儒家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據(jù)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種普遍的共同價值。儒釋道融合并非多種宗教并存，民間的各種神靈信仰和宗教均廣泛傳播,并深入中國人心靈，但它們也在傳播儒家價值。因此，中國性可謂“一個文教，多種宗教”。

這一“中國性”發(fā)現(xiàn)很重要。推而廣之，中國也可以概括為“一個文教，多種民族”，即只要承認文教傳統(tǒng)，不管是什么民族，不管統(tǒng)治者來自哪個民族，都是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春秋戰(zhàn)國到兩晉南北朝，中國一直是個多族群的國家，但文教傳統(tǒng)保證了中國性。這樣看來，“新清史”就是偽命題。我國史學界需要加強“中國性”的研究，否則會把偽問題當成真挑戰(zhàn)。

那么，這個“文明基體”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呢？組織國家的政治理論在西方被稱為“政體論”，這是產(chǎn)生于城邦國家的古典理論。但是，隨著國家規(guī)模的擴大，圍繞“誰統(tǒng)治”的政體論便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比如現(xiàn)行大國出現(xiàn)的中央—地方關系、非政府組織治理、大公司權力等，都不是傳統(tǒng)政體理論所能回答的。但是，中國一開始就是一個大型文明體，具有無比的復雜性，也就需要相應的組織理論去回答。這個理論便是近年來學者從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發(fā)掘的“治體理論”——一種包括治道—治法—治人的國家理論。該理論認為，中國作為超大規(guī)模的文明和政治共同體，在5000年演進中形成了自身的國家構制傳統(tǒng)。從賈誼探討漢代如何克服秦弊、實現(xiàn)長治久安到晚清《經(jīng)世文編》以“治體”為綱領，這個傳統(tǒng)為理解大一統(tǒng)郡縣制國家傳統(tǒng)的秩序機理，提供了關鍵理論資源。治體基于秩序構造的體系意識，圍繞國家關鍵要素及其構造形成秩序理論范疇。治道、治法與治人是治體的三個核心要素，其中治道指向基本秩序原理，治法指向體系性規(guī)則和制度，治人指向政治主體，涵括其德行、智識和技藝。它們蘊含了國家結構的基本層面，如作為精神根基的政教政學關系、以禮法為中心的社會政治治理模式、注重相維相制的權力構造以及政治中心群體的能動角色。治體論在宋以來進入古典意義的成熟階段，注重紀綱法度的制度性構成與變遷，突顯出以“治法”為中心的思維特質，晚清以降這個傳統(tǒng)被西學政體論取代。相比政體論關注最高權力所在的統(tǒng)治主體，治體的價值論、維度論更合乎中國歷史實踐特質的理論思維取向。這些要素如政治體的精神基礎、治理模式、政體特征、治人養(yǎng)成，是一個超大規(guī)模國家無論處于哪個時代都需處理的必要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