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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果如老羅斯福總統(tǒng)所料，是美國的世紀，但美國世紀對全球的影響如何？如何說明美國霸權的悲劇性格對全世界已產生許多負面的后果？美國以公平正義自許，是否不自覺產生并不公平正義的結果？美國以其自身的價值為普世價值，而欲強加于別國，是否可以接受？美國若以世界警察自居，執(zhí)法是否公平？歸根結底，美國刻意貫徹其自以為崇高的意志，稱霸世界，本質上是否也屬于帝國主義？走過必留下痕跡，答案不妨求諸歷史。

美國人特殊的使命感

美國在十九世紀領土擴張時，有句響亮的口號：“明擺著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使命感，認為領土擴張是命定的命運，一種充滿自信與野心的教條，認為并吞所有鄰近的土地乃是完成上帝所授予美國的道德使命。此一用詞廣泛地應用，始于期刊編者歐沙利文（JohnL. O’Sullivan）的一篇文章，宣稱包括英屬俄勒岡在內的整個北美大地是屬于“我們的”（此文刊載于1845年7月的The Democratic Review），但其原始含義早于殖民地時代即已有之。從新英格蘭到佐治亞各州人士都深信是上帝的選民，命定擁有新大陸廣大的土地，并將民主自由與基督福音在遼闊的荒原傳播，最后遍布全世界。

美國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總統(tǒng)于1801年就職演說中就提到，美國需要讓千萬年后子孫有足夠居住的空間。誠如一位美國教授所說：“我們很像以色列古國，也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彌賽亞國家’（messianic nation），獨立宣言與我們的憲法都界定了此一使命。我們生來就要推行民主、擴張疆域，將自主政府原則向全世界，作為示范?！泵绹摹皬涃悂喿杂X”（messianic consciousness）極具活力，其能量除來自杰斐遜所標舉的“天選之國”（chosen country）之外，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所表達的“新英格蘭清教主義”（NewEngland Puritanism）同樣有推波助瀾之功。認為新大陸將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國，點亮獨立、革命、民主的熱情。

所以“明擺著的命運”具有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熱情，尊崇上帝意志的選民只能是“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顯然也具有“種族主義”(racism)的內容，我族優(yōu)于他族。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為民主的典范形成強烈的美國“國族主義”（nationalism），擴張主義的動力來自情緒性的國族主義，而落實于美國的“最高利益”（paramount interest）,勢必走上帝國主義之途。

堅信自己的制度極其優(yōu)越，而且自以為善意地要別人采用，就涉及“明擺著的命運”是不是一種帝國主義思想的根源？哈佛教授牟克（Frederick Merk）受到美國著名史家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邊疆理論的影響，認為西進運動是民主向邊疆的擴張，并無額外的領土要求，所以與帝國主義無關。

牟克作此論斷時，因未能生見十九世紀末美國向海外的擴張，以及星條旗飄揚到菲律賓的情況，足見邊疆可以從陸地再擴張到海洋的。“明擺著的命運”在1840年代尚是自我優(yōu)越感的民族情緒，到了1890年代就成為擴張行動的精神后盾。耶魯教授亞當斯（EphraimD. Adams）在1913年面對美國在海外擴張的事實時，特別為“明擺著的命運”的理念作道德的解釋，說是要與世界分享美國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與快樂。但另一位美國學者弗萊明（DennaF. Fleming）不以為然，斷言“明擺著的命運”根本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名詞。

美國原是英國殖民地，厭惡并反對歐洲的帝國主義，但自命在道德的光芒下，不自覺地成為一丘之貉。美國總統(tǒng)杰克遜(Andrew Jackson)批評歐洲帝國主義最為嚴厲，卻在任內擴充領土最多；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于1901年高唱門戶開放，實際上是要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利益均沾；威爾遜總統(tǒng)出兵歐洲是要為確保世界的民主而戰(zhàn)，已見到美國有領導世界的野心。

美國霸權以道德自詡，自認為具有至高的社會價值、與眾不同的高尚使命，因而有運用其道德原則的特殊權力。但這是不切實際的假議題，因道德是個人的品德與行為，有道德的人不可能是一自私自利之人，但在國際上美國最重其本國的利益，要求擴大其本國利益而損及他國利益，正與道德反其道而行。

美國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幾個思想淵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賦人權”之說，所謂“天賦權利”（natural right）就是指由神明所賦予的包括道德與真理在內的“自然律”（natural law），根據自然律訴求諸如財產權、民權、民主權、主權之合法性。自然權利后來發(fā)展到國族主義的訴求，十八世紀的革命運動就是受到國族主義的啟發(fā)。更奇特的發(fā)展是“天賦權利”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道德依據”（moral rationale）。自由航行權作為在新大陸擴張的依據，更露骨的是“天賦的安全權”（the natural right to security），這是自我免于任何禍害的權利，卻不顧踐踏到別國的安全。

類似雙重標準對上帝選民來說就是他們享有的命運，他們標榜政府必須要得到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chase)大塊土地時未必得到當地居民的同意。美國政府在1786年也曾保證不會取走一尺在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土著有計劃地被強迫遷走，清空而后奪其地。連當時的美國內政部長都承認“我們”對待印第安人極大部分的記錄包括毀約、不公義戰(zhàn)爭與殘酷剝削。墨西哥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他們被認為是“墮落的民族”，必須征討而后奪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