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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態(tài)的提出，意味著時間不是抽象、簡單、空洞的，而是說時間本身是具體的、復雜的，同國家政治生活的實踐始終發(fā)生著有機的交互。在此，我想首先提出一個其實并非看上去那么簡單的問題，全國人大成立七十年來，自1954年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始，一共舉行過多少次會議？不假思索就說70次，當然是錯誤的，只要對共和國歷史有所了解，知道70次不對并不太難，相對花功夫的是算清楚到底多少次。就此而言，找到一本權威的人大大事記，一年年地數(shù)下來，或許是一個笨拙但不容易出錯的方法，我按此方法統(tǒng)計出來的答案是58次。

歷史地看，全國人大會議做到一年一會，是從1978年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開始的；會期固定到每年第一季度的3月，則是始于1985年的六屆人大三次會議。人大的歷史并非勻速，如要意識到人大時間曾經存在的不確定性，我們只需留意一處歷史的細節(jié)，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八二憲法”的日期是1982年12月4日，現(xiàn)行憲法并非誕生于“第一季度”。關于人大歷史的時間變奏，1984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曾有一個歷史感濃厚的表述：“應該承認，長時期內我們對法制建設有時候抓得緊，有時放松了，甚至丟掉了。”

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 中國人大網

如果說七十年的歷史并非勻速運動，那么人大時間的每一年也并非是均質的。人大時間有基于會議制度所形成的年度，從一次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到下一次會議，這之間的時間就構成了一個人大年度，它在時長上約等于公歷的一年。

首先，全國人大每一屆任期包括五個年度，這五個年度當然不是均質的，我們很容易想到，每屆全國人大的第一次會議，在議程上是最特別的。一般而言，正是在這一次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基于憲法和相關組織法的規(guī)定產生了新一屆的人大常委會以及其他國家機關，后續(xù)四次會議通常不會出現(xiàn)國家機構在人事安排上的重大、全面的變動。

簡單回顧，自現(xiàn)行“八二憲法”恢復設置國家主席以來，歷任國家主席均在相應屆別的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選舉產生，而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也是在各屆的第一次會議上。后續(xù)的四次會議若按憲法規(guī)定當然也有權行使以上職權，但由于憲定的國家機構屆別同步，我們可以認為，只要國家處在政治穩(wěn)定的常態(tài)周期，則選舉國家主席、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這一類憲法職權，在每屆全國人大五年任期內實際上是一次性的權力。

進而我們思考一個人大年度之內的時態(tài)，若回顧過去四十年，兩次全國人大會議之間做到了時間上的大致等距，但也不能由此認定人大在一個年度內的時間是均質的。一個人大年度由該年度全國人大會議的舉行所啟動，由于憲法規(guī)定的一年一會，“開會期間”結束后，就是本年度余下的時間，也即“閉會期間”，所以一個人大年度是由“開會”和“閉會”兩個階段組合而成的?！伴_會期間”一年一次，時間通常在一到兩周之間，這個短暫的“期間”構成了每年打開一次的時間窗口，僅在此期間，憲法第62條授予全國人大的專屬職權才進入運轉周期。

某種意義上，開會和閉會的期間兩分類似于一個人的喚醒和休眠。相比之下，國務院等國家機關也有節(jié)假日，但其職權行使并無真正的休眠期。“開會+閉會”的時間構成，也對應著人大歷史上的一個具體的“屆次”，是人大年度在時間上獨特的節(jié)奏，也是進入人大歷史的一種時態(tài)方法。

紀念全國人大六屆一次會議召開，郵電部發(fā)行紀念郵票一套 中國人大網

“時刻”

全國人大一年一度的“開會期間”，如前所述，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時間窗口”，“修改憲法”等專屬全國人大的職權到此時就進入可行使的狀態(tài)。由于四十年來的全國人大會議穩(wěn)定在第一季度的3月召開，這個時間窗口也可以說是“當春乃發(fā)生”的，由此形成了一種非常特別的時態(tài)，我在此稱之為“時刻”。

時刻（moment）并不取轉瞬即逝的詞義，時刻之發(fā)生，意味著原來的時間進程出現(xiàn)了某種斷裂，歷史到此擺脫了其常態(tài)、慣性以及因果機制，進入了一個可能性被重新打開的新節(jié)點。本文將人大會議的舉行，近三千名全國人大代表對會議議程上的事項進行民主審議，理解為一個“時刻”，歸根到底，在于全國人大進入會期就意味著憲法以及基本法律進入了一個可以修改的時間窗口。

也就是說，成文憲法本來是“剛性”的，是已經被歷史所塑造出來的東西，但只要全國人大進入會期，憲法在憲制的邏輯上就化剛為柔，國家憲制也進入到一個可塑狀態(tài)/階段。

甚至我們可以認為，只有會期內的全國人大才處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最大程度狀態(tài)，憲定的立法權和決定權此時被打開，法律體系在邏輯上就回到某種如開端般的未決狀態(tài)。一旦時間窗口閉合，憲法以及相關基本法律就即刻重返“剛性”。就此而言，全國人大會議舉行的時間結構也包含著某種“兩重”的法制變革邏輯。

當然，“時刻”作為時間窗口在歷史進程中被打開，僅意味著憲制變動在邏輯上的可能，故而“時刻”的提出也只是作為一種方法，盡可能地打開人大七十年歷史的復雜時間構造。

回顧歷史，全國人大成立七十年來，共舉行會議58次，自1978年后做到了一年一會。而統(tǒng)計這58次會議，涉及成文憲法文本變動的，包括制定新憲法和對現(xiàn)行憲法進行修改，只有11次，分類述之：

（1）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的四次全國人大會議各自通過了一部“新憲法”；

（2）1979年、1980年的兩次全國人大會議對當時現(xiàn)行的“七八憲法”進行了修改；

（3）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的五次全國人大會議對現(xiàn)行憲法進行了修改。

如此梳理，并不意味著“時刻”在我國憲法史上出現(xiàn)過11次，答案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需要我們在這11次中進行又一輪的篩選。

在此不妨大膽假設，一屆人大一次會議（1954年）、五屆人大二次會議（1979年）、五屆人大五次會議（1982年），構成了七十年人大歷史中的三次立制時刻——考慮到后面兩次同在五屆人大任期內，且時間相隔僅三年，合二為一成為一種“長時刻”，僅于假設而言也并無不可。

從11次減少到3次（甚至2次），就我們的判斷而言，所要求的不僅是憲法文本的變動，換言之，修憲甚至制憲并不構成認定時刻之發(fā)生的充分條件，它同時還需要相關的國家機構組織法發(fā)生較大規(guī)模的修改。也就是說，立制時刻之成立，要求憲法和相關組織法發(fā)生了連帶的甚至是交互的修改，國家機構的憲制在此時經歷的是結構性的重塑。從時刻到立制時刻，從彌散的到凝聚的，從可能性到必然性，到底如何作答，有待我們真正進入人大七十年歷史進行小心求證。

人大歷史的七十年歷程如同一部巨著，本文對其時間構造的探討，充其量只是動筆寫作之初要列的目錄。這樣的目錄，在讓歷史變得可視化的同時也不免壓縮歷史本身，在讓思考變得可能的同時也在封閉我們的想象力。接下來要做的，唯有鼓起勇氣，朝著這七十年的歷史，跳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