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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層面來看，因此，更值得分析和討論的問題會是，沒有“公民”概念，對歷史中國普通人，在其“自覺”生活的具體村落共同體中作為村民，以及在其“自在”生活的中國政治共同體中作為國人，在分配和享用各種無論有形還是無形的有價值物品，有什么系統(tǒng)影響。不是用個人主義的權利義務話語，而是用一種歷史語境化的社群主義視角。因為當時社會并非個人主義的工商社會，而是社群主義的農業(yè)社會。

以下兩節(jié)分別在“國”和“家”的層面予以概括考察。我會涉獵古代思想家的一些言辭，但我懂得言辭有別于社會實踐。我會更注意借助歷史上一些公認的事實，也借助一些相關但注定不完全的記錄，來展示農耕中國的普通人——作為國人以及作為村民——的負擔和獲益。

四 作為國人

自秦漢以后，在統(tǒng)一的農耕中國這個大共同體內，各地民眾，雖不是近現代法律上的“公民”，只是國人，但如果較真，可以說還是大致享有了當時社會條件下與現代“公民權”相似的基本權益。盡管肯定不可能完整，我還是具體但粗略勾勒一下：國人究竟普遍享有什么權益。

和平和安寧是百姓作為“國人”——往往限于農耕區(qū)——享有的由國家無差別提供的最重要、基本和普遍的公共品。“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道盡了戰(zhàn)亂中百姓的痛苦。但這一點和平時期的普通人常常未必自覺。除非經過外患內亂，也很難自覺。長久的和平甚至會令許多人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乃至懷疑“帝力于我何有哉”！

從功能上看，這就是對國人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保護之一。但這是西人的說法。在中國文化中，百姓并不這樣概括、理解或表達。在他們看來，甚至至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仍如此認為，最重要的是保護了家庭，相對小的家庭。因為，對于不信宗教（在此僅指，對全知全能的唯一神的信仰）的中國百姓來說，家庭幾乎是一個人生命全部意義之所在。這一點在中文文獻中非常顯著，根本不提生命自由財產。由此，我們才能理解諸如杜甫的“三別”（《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在中國社會中的意義；才能理解諸如“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真正社會背景永遠是戰(zhàn)亂，而不是一般的自然災害，更不是現代的離婚，盡管那也會妻離子散。

杜甫顛沛流離的人生軌跡（來源：唐宋文學編年地圖）

和平和安定的另一普遍保證是在農耕地區(qū)代表皇權的行政/司法。這些今天我們名之“行政主官”的官員在各地的首要職能其實是裁判各種告訴的糾紛，抓捕并懲罰犯罪，保一方平安，而不是其他什么行政。至少明清時期，這一點很清楚，州縣官第一重要的助手是刑名師爺。這一司法在理論上還是允許通天的——為保證國家政令暢通，防止地方各級官吏徇私腐敗、相互包庇，歷代王朝一直對上訴不設限，可以直接告到京城。也有大量證據表明，只要案件重大，受冤屈的百姓也確實行使了這種“自然權利”。

當然，若同現代國家相比，歷代王朝為民眾提供的這種難說司法或行政的保護很微不足道。但這主要不是因為不為，更多是不能。因為國家財力人力有限，也因為信息有限或不可靠——“清官難斷家務事”。但這也會帶來一種好處，一種客觀上的分權。“皇權不下鄉(xiāng)”客觀上促成了“齊家”，讓村落共同體來更多應對對于廣大普通農民最常遭遇的社區(qū)內糾紛。

不僅鼓勵和表彰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和男女有別，對違反者予以制裁，以此來促成村落共同體，歷代王朝總體上一直還會，為了更有效的政治治理，以各種方式打擊豪門世族勢力，促使農民從家口較多的大家庭逐漸變成以五口之家（“戶”）為典型的小家庭。這至少始于秦統(tǒng)一之前。商鞅變法就強力推行分戶析居獎勵農耕的政策，規(guī)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輔之以諸如獎勵耕織，禁止私斗等措施，這都促使了家庭的小型化。

“五口之家”的“戶”對于百姓意義重大。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治理功能就是，可以保證各戶稅賦的大致公平，即便每戶人口數量會有所差別。因此，雖指涉不同，但僅就制度而言，“戶”與古希臘限于成年男子的“公民”的功能相似，都是一種勾連“國”（城邦）與“家”的制度。這很有理論意義，也很有實用主義的制度啟示；“戶”的功能并不限于征收賦稅。在中國宋代之前，幾乎每一主要王朝建立之初，都會將被拋荒的耕地大致均等分配按“戶”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在因疆域遼闊，各地自然、地理、經濟、社會等條件差別巨大，因此發(fā)展注定不平衡的這個農耕大國內，這非常重要。

因為國家不可能獲得全國性的可比較的大量精細可靠信息，若依據其他單位，在全國各地向民眾分配各種利益或責任時就很難保證公平。“五口之家”因此是一個相對便利的用作在全社會分配利益和責任的基本單位，經此，每一代王朝就有可能務實和可行地，讓全國各地的每戶農家，都享有在當地看來大致相近的“皇恩”，承擔在當地看來大致直觀公道的稅賦勞役。對于大國來說，這個當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就人性而言，每個人都更關心自己受到的對待是否與同自己身邊的人“同等”，而不是與某個八竿子打不著的陌生人是否同等。重復一句，“就實踐而言，人注定是地方性的?！?

也正因此，西周之所以實行“井田制”，秦漢之后重視度量衡統(tǒng)一，首先都與各家各戶的賦稅公平有關。宋之后，雖不再均田了，但按土地征稅，追求的也是當時條件下最可能的賦稅公平。清代康雍乾時期的“攤丁入畝”，以及雍正曾嘗試但終歸失敗的“官紳一體納糧當差”，也都減少了或至少是弱化了部分國人一度享有的特權，客觀上趨于讓國人盡可能平等分擔對于國家的財稅責任。

雍正：“朕就是這樣的漢子！就是這樣秉性！”

這只勾勒了基于國人身份的，因此是普遍的，收益或負擔分配。但在其他一些方面，歷代中國王朝，也特別強調按個人的賢能（merits），來分配其他一些有價值的物品，其中最重要是官職、社會地位和榮譽。商鞅變法的獎勵耕織、獎勵軍功就不說了。更重要的是和平年代政治精英的全國性選拔和政治參與，先后采取的選舉、察舉和科舉制度。對官僚的俸祿、晉升和表彰，包括封爵、樹碑立傳甚至進廟堂等，基本都基于個人賢能和貢獻。甚至，由于法定的旌表制度，這種“皇恩浩蕩”也會制度化地落到一些平民身上，無論是孝子賢孫，還是貞女節(jié)婦，最典型的今天各地可見的各類牌坊，暫且不論在今人眼中這類表彰有無或有何種社會價值。

也確實有極少數看似理應依據個人賢能分配的有價值物品，實際分配是違背平等原則的。但這往往有其他務實的，在當時看來有一定甚至充分正當性的，社會考量。最突出的例子是，隋唐不允許商人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宋初也只破例允許特別優(yōu)秀的商人子弟參考。但這不是出于惡意，而是其他務實考量，就為切斷富與貴的關系。在當時條件下，這種措施的實際效果是“損有余而補不足”。從全社會來看，反倒有利于社會流動性的全社會分享，而非相反。從今天流行的個人權利視角看不公道，但從社群主義的角度來看，這至少不是任性和專斷的。

有大量證據支持了上述這一點。最突出表現在歷史中國對人才選拔、晉升和使用上一直超越種族、族群或文化群體。選舉、察覺和科舉都是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精英選拔制度，實踐中卻一直超越了農耕文化族群，超越了“華”“夷”這些咋看起來很歧視的族群區(qū)分，是對天下開放的。在政治忠誠的前提下，歷代王朝的政治實踐一直非?？粗貍€體的賢能。春秋時期，就有“楚才晉用”的說法，而在當時，楚一直為以晉為典型代表的中原各國視為“南蠻”。后世的例證更是大量。匈奴人金日磾，被漢武帝俘獲后，留在宮中培養(yǎng)；多年后，漢武帝臨終前竟任命金為輔佐幼主的顧命大臣之一。

唐代來華留學的日本人晁衡（阿倍仲麻呂）太學畢業(yè)后，參加科舉考試，高中進士；此后一直在唐朝任職。100年后，也是在唐朝，又有阿拉伯商人子弟李彥升考中進士。唐代“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封疆大吏安祿山、史思明均為胡人（安氏據榮新江是栗特人，史思明是突厥人），但奉命鎮(zhèn)壓安史之亂的唐朝大將哥舒翰、李光弼和高仙芝分別是西突厥人、契丹人和高句麗人。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自稱曾在揚州任官，盡管學界對此有很多爭議。明代鄭和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云南回人，據說祖先來自中亞；還有海瑞，通說也是回族。這類情況無論是在古希臘城邦，還是在近代之前的歐洲民族國家，都是很難想象的。

但我不把這種現象歸功于中國沒有歧視性的“公民”概念，認為與之毫無關系?！俺艜x用”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之間人才競爭的社會后果。各諸侯國君主與各地政治文化精英之間的雙向競爭和選擇，令雙方趨于關注意氣相投?？释⒌木髯匀粫P心政治忠誠，在此基礎上，他更關注應聘者的才能和合用，不在意他們的國別身份。想當年，為能盡快得到韓非，秦始皇竟然下令進攻韓國?？释业矫髦骱椭旱木⒁哺P心如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也就不在意招聘者的身份。后代的例子則進一步表明，在多元一體的大一統(tǒng)條件下，由于沒有政治競爭對手，國家確實可以不在意族群或民族身份。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在一個注定有各族群的廣闊疆域內，在古代，政府不可能有能力，基于政治法律身份認同來實行區(qū)別對待/歧視（discrimination）；成本太高，也就沒必要自尋麻煩了。這也令人們很難產生明確、自覺和持久的身份認同，無論是公民身份，還是族群身份。支持這一判斷的例證之一是中國開封猶太人。在歐洲各國，猶太人即便成了某國公民，也會因基于宗教、種族、民族、文化和經濟原因的長期社會歧視，只能抱團取暖，堅守猶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