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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晨時，在確悉統(tǒng)帥部和陳鄧最終確定中野主力將“直出徐蚌線”后，粟裕即電軍委及陳、鄧，提出：“此次戰(zhàn)役規(guī)模很大，請陳軍長、鄧政委統(tǒng)一指揮”[36]。同日亥時，陳鄧也電告軍委及華野饒粟譚，提出了“與華野同時開始進入戰(zhàn)斗”的三個作戰(zhàn)方案，表示將力爭實現(xiàn)“我以一部協(xié)同三廣兩縱，箝擊邱敵一部，其余全部殲滅孫兵團一部或大部”的第二方案，而“第一、第三兩方案雖都純是大消耗仗，但我們當動員部隊用一切努力，不顧傷亡，達成箝制邱孫兩敵之任務”[37]。

陳鄧還主動提出：“因華野作戰(zhàn)計劃中未派隊攻擊徐蚌段，我們擬以豫皖蘇部隊擔任”[38]。

11月1日17時30分，軍委復電陳鄧，決定“整個戰(zhàn)役統(tǒng)一受陳鄧指揮”，并同意由陳鄧臨機決定所提出的三個備選方案[39]。次日午時，陳鄧復電軍委，報告當面敵情并提出根據(jù)新的敵情擬定的三個備選新方案，并表示；“本作戰(zhàn)我們當負責指揮，惟因通訊工具太弱，故請軍委對粟譚方面多直接指揮”，“華野三縱與我們電臺還未弄通，請粟譚轉令該縱注意勾[溝]通”[40]。

至此，中野、華野兩大野戰(zhàn)軍的統(tǒng)一指揮關系得以確立。

如今有很多文字都在稱道粟總在淮海戰(zhàn)役發(fā)起前建議“由陳鄧統(tǒng)一指揮”的“高風亮節(jié)”，這當然是有理由也值得稱道的——粟總的確是一位具有“高風亮節(jié)”人格的百戰(zhàn)名將。但筆者以為，在作軍事學術探討時似乎不必過份渲染這一點，過份渲染就有“矯情”之嫌。因為無論于情于理，還是于指揮關系、指揮效率和指揮威望而言，兩大野戰(zhàn)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身為中原局領導人的陳毅、鄧小平都是當然的指揮者（本來還應有劉伯承，但劉當時正率中野一部在豫西牽制敵華中集團黃維、張淦兩兵團，是否會進入徐蚌戰(zhàn)場尚取決于敵華中集團援徐兵力之動向），這也是統(tǒng)帥部乃至粟總本人早在年初就已達成的共識。粟總提出“陳鄧統(tǒng)一指揮”固然含有“高風亮節(jié)”的成份，但更主要的還是兩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大局的客觀需要。

除非陳鄧此前選擇的是“出淮南案”——那樣兩軍就不會存在“統(tǒng)一指揮”問題！

而同一時段里，國民黨軍方面也預感到大戰(zhàn)在即，也在操持著“統(tǒng)一指揮”問題。

杜聿明那個“進攻山東計劃”流產(chǎn)后，國民黨軍統(tǒng)帥部也發(fā)現(xiàn)了中野主力的攻鄭企圖，10月23日——也就是毛澤東提出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線”加入徐蚌戰(zhàn)場與華野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同一天，為了集中華中、徐州兩大集團的兵力聯(lián)合作戰(zhàn)，時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的何應欽將軍向蔣介石建議：徐州“剿總”放棄隴海線上除徐州外的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圍，華中“剿總”第十二兵團4個軍進出于周家口附近，依情況策應徐州“剿總”或華中“剿總”，由白崇禧統(tǒng)一指揮華中、徐州兩大集團的作戰(zhàn)[41]。

淮海戰(zhàn)役之后，蔣介石宣布下野，揮淚告別南京（電影《大決戰(zhàn)·淮海戰(zhàn)役》截圖）

據(jù)時任國民黨軍作戰(zhàn)廳長的郭汝瑰將軍回憶，當他帶著何應欽的建議和相應的方案準備飛赴北平向蔣介石報告時，顧祝同唯恐觸犯了這位最高統(tǒng)帥的小心眼兒，還再三囑咐郭汝瑰：“要報告總統(tǒng)，白健生統(tǒng)一指揮是暫時的，會戰(zhàn)結束后，華中‘剿總’和徐州‘剿總’仍分區(qū)負責。”

孰料蔣介石這回非?！按蠖取币卜浅Ｍ纯欤骸安灰獣簳r指揮，就叫他統(tǒng)一指揮下去好了。”同時還命令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第14兵團司令官宋希濂將軍出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給白長官當副手。

當日下午，郭帶著蔣的指示飛返南京，向何應欽、顧祝同覆命。次日，何應欽即以蔣介石的名義下達指示（史稱“蔣介石酉敬防揮電”），其主要內(nèi)容為：放棄鄭州、開封，實行保持徐州，加強徐、蚌間防御的部署，徐州方面“取攻勢防御，逐次消耗共軍并鞏固徐州附近地區(qū)而確保之”；而華中方面的黃維兵團并指揮第2、第15軍，索中原野戰(zhàn)軍主力進剿，“如劉伯承主力越過平漢路東進，即先機推進周家口附近，適時聯(lián)系邱清泉兵團夾擊而殲滅之”，必要時可以放棄南陽。

命令還規(guī)定，鄭州守軍撤回黃河以北，準備“打游擊”，孫元良兵團第41、第47兩軍向宿縣、蒙城各城附近轉移，爾后控制蚌埠機動，其第99軍車運蚌埠；第4綏靖區(qū)劉汝明部應以主力守備商邱；邱清泉兵團應機動控制于碭山附近，依情況協(xié)同黃維兵團夾擊進出于黃泛區(qū)之劉伯承部；第3綏靖區(qū)馮治安部應以主力控制于運河以西地區(qū)臺兒、棗莊支線，擔任守備；黃百韜兵團、李彌兵團分別控制于阿湖、新安鎮(zhèn)、八義集各地附近，“切擊南竄之共軍，應援東海方面之戰(zhàn)斗”。加強徐州、蚌埠、淮陰之工事，“務期堅固守備，以形成機動兵團之核心”。[42]

由此可以看出，國民黨軍方面對共軍策劃了近月余的“殲黃作戰(zhàn)”，仍然毫無察覺。

何應欽還同時還電告白宗禧，告以由他統(tǒng)一指揮華中、徐州兩“剿總”部隊的決定。

這事兒往好里說哩，是“黨國危難’，用人之際，“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委座用得著“小諸葛”的腦子也用得著白長官的兵馬了（華中“剿總”的張淦兵團是桂軍嫡系，白長官不點頭，蔣介石也調(diào)不動）；但要往壞里說哩，那就是“亂世功名值狗毬”，這不好干的難事兒破事兒得有人來替“委座”擔戴。

跟“委座”一樣喜歡攬權喜歡領兵的白長官乍一聞聽“委座”的重托，很高興也很上勁兒。

10月30日，白崇禧飛赴南京，與何應欽、顧祝同等會商“統(tǒng)一指揮”事宜。會商當天，白長官不但表示同意指揮徐州集團，而且主動提出，不僅華中集團的黃維兵團可以轉用于阜陽、太和、上蔡地區(qū)，就是桂軍嫡系張淦兵團也可轉用于這個方向。

然而一夜之后，白崇禧卻突然翻臉。不但拒絕出任統(tǒng)一指揮之職，而且堅決不肯將桂軍嫡系張淦兵團調(diào)往徐蚌方向。原來那“一夜”是非同尋常的一夜，李宗仁、劉斐、覃戈鳴等同儕幕僚都先后對跟白長官痛切剖析這個“亂世功名”的利害得失：徐州集團兵馬在隴海路上擺了個首尾不能相救的一字長蛇陣，態(tài)勢非常不利，隨時都可能被華東共軍“腰斬”，而徐州“剿總”如邱清泉等一干“天子門生”們，那就是一群驕兵悍將，緊要關頭健公你是不是招呼得動，那還真是不好說！真要出了問題健生兄你可就得負失敗之責，那時候委座想怎么著整治你就怎么整治你！徐州那個“十字架”那差不多就是座墳墓的標記，委座面前現(xiàn)在就是擺著一個陷坑兒，他這是要我們桂系的兵馬去替他填這個陷坑兒他好從我們身上蹚過去……

“小諸葛”被說動了，決定還是留在武漢“靜觀風向”。[43]

這個日子，跟“華東共軍”的粟總向軍委建議“陳鄧統(tǒng)一指揮”，是同一天。

白崇禧拒絕上任，“天子門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長”的臺，而且拆得比白長官還要早：10月26日，就連白長官都還沉浸在“重掌重兵”的受寵若驚歡天喜地之中，他卻以“到鄂西后情況漸明，正在作種種規(guī)劃和積極部署以及自己對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為由，“請委座收回成命，另擇賢能”。

其實宋將軍真正的理由與白長官非常相似：徐州前途很不樂觀，邱清泉驕橫跋扈，“向來目中無人”，孫元良虛偽狡詐，“把個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兩位都是不好相與的主兒……

白、宋都拆了蔣介石的臺，劉峙又不堪重任，轉來轉去，蔣介石又想到了杜聿明。

蔣介石與杜聿明（電影《大決戰(zhàn)·淮海戰(zhàn)役》截圖）

東北失陷，杜長官其實已經(jīng)閑了起來。但就是這樣，他在接到蔣介石11月3日發(fā)來的“即請到蚌埠指揮”的命令后，還是以“要指揮葫蘆島撤退”為由拖延了一個星期，才跚跚來到徐蚌戰(zhàn)場。而那個時候，黃百韜已在碾莊被粟裕給結結實實地摁倒在地，徐州這個十字架上也已火勢熊熊……

而差不多就是同時，共軍方面已經(jīng)達成共識且迅速確立了統(tǒng)一指揮關系。

杜將軍后來坦承：“以當時的情況來說，也是徐蚌會戰(zhàn)的準備工作重于葫蘆島的撤退，我應該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被背上放棄徐州之罪名，受國民黨輿論的指責，對于個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揮葫蘆島部隊的撤退來推御放棄徐州之責”[44]。

黨國存亡之秋，大廈將傾之際，國軍名將們，竟然沒有一個愿替“委座”分憂解難！

這是一場決戰(zhàn)前的決戰(zhàn)，雙方陣前尚未交火，陣后卻已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