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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孟捷】

改革開放40年，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總結。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模式，從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講，是跟一系列非常特殊的經濟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的，從這個角度即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反思中國模式的特點，是比較常見的，但選擇哪些制度作為起正面作用的典型制度來分析，卻有著深刻的分歧。我認為，在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fā)展過程當中，可以挑出三個最典型的制度形式，即半無產階級化農民工、競爭性地方政府以及社會主義政黨-國家。

農民工是一個經濟制度，當然這樣說不意味著，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社會學的或其他意義的現象，[1]但是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它可以被看作我們常說的經濟制度。第二個制度形式是競爭性的地方政府，理論界對這個問題有較多的分析，產生了不同的理論，但總體而言，這些理論受到自由主義話語的嚴重影響。第三個典型制度是社會主義政黨—國家。中國共產黨不是傳統(tǒng)意義的政黨，它同時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經濟制度。我個人的看法是，學術界——包括政治經濟學界、社會學界——對半無產階級化農民工的分析，大體接近于完成，但沒有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對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分析，完成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對社會主義政黨-國家，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經濟制度的分析，則幾乎是空白。下文將辟為三節(jié)，分述這三個問題。

一、半無產階級化農民工

（一）農民工發(fā)展的兩個階段

中國改革開放，始于1978年在農村推行的土地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此后，到了80年代初，開始允許農民進城。1984年前后，中央出臺了允許農民工進城的政策。當時如果有城市戶口，就擁有購買商品糧的權利。如果你沒有城市戶口，是農村戶口，就不能購買商品糧。所以1984年允許讓農民進城，馬上就有一個問題，你是帶著農村戶口進來的，要在城里生活，你不種地了，那么糧食從哪兒來？那時候買糧食光靠人民幣是不行的，要有糧票。當時我們在復旦大學的宿舍里能碰到這樣的情況，有一些農村來的小姑娘，沿著宿舍給我們兜售農村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生產的一些產品，比如襪子、手套，她不收人民幣，收什么？收糧票。可以想象，這個時候農民進城，雖然開了個口子，但是因為有限制，口子開的還比較小，進來城里很不容易，但是畢竟開了一個口子。

我們可以梳理一下從改革開放之初到中國進入WTO這個階段，這時候進城的農民工中有很多當保姆的，從事服務業(yè)的，像后來那樣真正到工廠如富士康打工的，相對反而偏少。比如剛才我們講的那些農村小姑娘是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做銷售的。當時有個電影叫《黃山來的姑娘》，很有影響。黃山在安徽，安徽出保姆。安徽有個無為縣，這個縣基本上都是出來當保姆的。這是第一個階段。農民工當時大多數是在本地，外出的反而是少數，我們叫本地農民工。那為什么叫他農民工呢？因為他不種田了，他進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工作，從他的工作性質來講是工人了，但是因為他又有一個由農村戶口界定的身份，所以造成一個疊加，因此叫農民工，也就是說工人是他的職業(yè)，農民是他的身份。農民工這種復雜的制度現象是中國從一個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現代化社會過渡時出現的典型現象。

2001年前后，對于中國農民工的發(fā)展而言是一個轉折點。國家統(tǒng)計局計算農民工數量時把農民工分成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大概在2000-2001年之前，就全國而言，本地農民工的人數在絕對量上多于外出農民工。但是在此之后，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就開始超過本地農民工。說到2001年，大家馬上會想到，這是在中國經濟發(fā)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年份。中國在這一年加入了WTO。從此以后，農民工的職業(yè)分布相當大一部分在生產性行業(yè)，比如說建筑業(yè)是最多的，還有很多在制造業(yè)。今天，我們大概有兩億八千多萬農民工，一半以上是外出農民工（圖1）。

圖1  農民工數量變化：1985-2017年（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盧鋒：“中國農民工工資定量估測（1979-2010）”，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系列，No.C2011020，圖1。筆者將數據延長到了2017年。

2001年界分了農民工發(fā)展的兩個階段。這一年中國通過加入WTO融入了全球經濟貿易體系，這對農民工作為一個制度現象的發(fā)展起到很大作用。在經濟學理論上我們怎么理解農民工呢？農民工是一種制度現象，其出現是以其他制度現象為前提的。這些制度中主要是戶口和土地制度。

戶口是一種制度，但你很難說戶口是什么性質的制度，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社會的？它兼具這幾個方面。經濟學家可以從經濟方面來理解它，把它看作是一種經濟制度，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僅僅是經濟制度。

第二是土地制度，就是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小崗村包產到戶的改革，是造成農民工制度的另一個制度前提。在這里，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在戶口制度、土地制度的基礎之上又長出了一個新的制度，在經濟學上我們把這個現象稱為制度的演化，即在既有制度的基礎之上長出了新的制度。

在宣傳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意義時，通常認為這一變革解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此糧食產量就開始增長。但到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高峰，從那以后又開始下降。包產到戶對增加產量的促進效應維持的時間并不長。而且，后來大家又認識到，糧食產量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增長，并不完全是因為包產到戶，還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袁隆平的水稻品種改良，這是中國的綠色革命，它的效應在改革開放以后才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