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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回歸”被“民主抗共派”簒奪

司徒華和李柱銘經常被誤會成“民主回歸”的倡議者，民主黨亦經常被誤當成主張“民主回歸”的政黨，事實上是他們有意為之所致。

回看八十年代，司徒華和李柱銘從未表示過支持“民主回歸”，李柱銘是當時的“青年才俊”，支持“維持現(xiàn)狀”。

1990年4月23日，港同盟成立。從它的成立宣言來看，當中并無任何與“民主回歸”理念相關的句子，連支持回歸的說法都沒有，只對回歸作事實性陳述，這也反映了他們把回歸視作“無奈的事實”的消極抗拒態(tài)度。

李柱銘回憶指，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記者反復問道：“請問港同盟跟支聯(lián)會有何分別？”之所以有這個疑問，是因為港同盟的成員與支聯(lián)會高度重疊：從支聯(lián)會第一屆常委名單來看，主席是司徒華、副主席是李柱銘，秘書是何俊仁，委員有張文光、李永達、楊森等；新成立的港同盟，主席是李柱銘，副主席是何俊仁和楊森，中常委有司徒華、張文光、李永達等。因此，港同盟和支聯(lián)會被諷刺為“兩頂帽子，一套班子”。

其后，港同盟和支聯(lián)會有默契地分工，李柱銘退任支聯(lián)會副主席和常委，而司徒華不會在港同盟，以至后來的民主黨，擔當任何實質職位。之所以出現(xiàn)分工，并非因為港同盟的成員“不再反共”，而是出自現(xiàn)實政治考慮，為了回歸后可以繼續(xù)發(fā)展及活動，才刻意在成立宣言里強調“無意參與或介入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qū)的政治”。

不過，港同盟亦心知肚明，在實際運作上自己與支聯(lián)會根本無分別，例如當年在港同盟會址內，有人專門負責支聯(lián)會的行政事務。

由此可見，港同盟與“民主回歸”根本沾不上邊，直到1994年“匯點”與港同盟合并成民主黨，情況才有所不同。

不少人在論證民主黨是主張“民主回歸”的政黨時，通常都會引用其政策總綱：“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民主黨支持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及支持貫徹中英聯(lián)合聲明和“一國兩制”的基本政策，支持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主權后，建立特別行政區(qū)政府，實行高度自治，落實港人民主治港。民主黨堅決支持香港回歸中國，反對疏離，以至隔離的傾向?！?

當時負責撰寫民主黨黨綱初稿的是“匯點”秘書長盧子健。他接受訪問時指出，民主黨若然想在回歸后繼續(xù)發(fā)展，就無辦法不去接受中國主權的框架。因此，為了讓中央減低戒心，讓民主黨得以在回歸后繼續(xù)發(fā)展及活動，就要將它寫下黨綱。

可見，民主黨的黨綱之所以帶有“民主回歸”的味道，是因為它是由“匯點”成員所寫，但出發(fā)點并非真誠支持“民主回歸”，而是基于現(xiàn)實政治考慮，完全是為了民主黨在回歸后的存活。

自此，“民主回歸”變成“一個任人詮釋的空洞符號”，并被“民主抗共”派所“篡奪”，讓“民主抗共派”得以“民主回歸”之名，行“民主抗共”之實。

學者羅永生對于民主黨的本質，說得頗為坦白：民主黨的創(chuàng)立和興起，都是緣起當年的政治風波，而在政圈中人所共知的是，民主黨和支聯(lián)會長期以來都是緊密合作，甚至是“一體兩面”。[51]故此，要民主黨一方面與支聯(lián)會切割，另一方面卻要民主黨“回歸初心”，這是強人所難。

至于分裂后的“匯點”，基于對“民主抗共”的認同，加上選舉政治的考慮，驅使他們與港同盟合并?！皡R點”秘書長盧子健認為，“匯點”與港同盟的差異只在于手段，但在原則和理念上（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態(tài)度上），兩者相當吻合。由此可見，經過1993年分裂后，“匯點”已經難以稱為主張“民主回歸”的政黨。

不過，與港同盟合并成民主黨后，“匯點派”亦沒有什么好下場：首先，1994年“匯點”主席張炳良被中方解除“港事顧問”的聘任。其后，“匯點派”在民主黨逐漸被邊緣化，至1998年，張炳良更被拉下馬，失去副主席一職，同時宣布辭任中委職務。自此，“匯點派” 逐漸遠離民主黨領導層，在黨內的影響力漸告消散。

“民主回歸”被“民主抗共”取代及簒奪后，香港的民主發(fā)展出現(xiàn)理論真空?；蛟S建構各種論述及話語作選舉或政治動員之用，“民主抗共派”是相當純熟及成功的，但如上述，“民主抗共”本身是非常粗淺的，空有政治目標（抗共）而欠缺論述（西方民主、歷史終結論及中國崩潰論與其說是理論，倒不如說是信仰），有影響力的主導者長期欠缺論述和全面的看法，社會亦長期沒有認真討論過民主在香港的問題，只懂盲目推動以“民主”（實質是普選）來“抗共”，如同王卓祺所指般“盲沖瞎闖”[52]。

2004年立法會選舉后，“四十五條關注組”（公民黨的前身）及“社民連”等政團崛起，各自形成與民主黨相若的影響力，“民主抗共派”山頭林立，內部充滿分歧（主要是手段和策略上的分歧，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倒是相當一致），為了團結力量“抗共”，于是湊合成“泛民主派”。這就是“泛民主派”一詞的由來，亦決定了他們的本質。

“民主回歸”的探索與發(fā)展

有人揚言：“‘民主回歸’論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政治方案，在曾澍基有份創(chuàng)辦的‘匯點’于九十年代被逼解散的時候其實已經終結”，甚至用上“夭折”來形容“匯點”分裂后的“民主回歸”。這明顯與事實不符。

“匯點”分裂后，曾澍基、劉乃強、王卓祺、陳文鴻等貫徹始終的“民主回歸派”并沒有停止對“民主回歸”的探索。

1998年，4人成立名為“香港社會民主基金會”的民間智囊組織（強調不是參政團體[53]），主張在香港發(fā)展和促進社會民主。社會民主的含義是“一個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態(tài)各方面的發(fā)展，應該經由群體內所有界別及成員參與介入的民主機制來促進。這種投入應該同時涉及權利和義務，亦應適當?shù)乩宥▍f(xié)調，使個體和社會整體都能取得短期和長期利益。”[54]

社會民主是“民主回歸”探索和發(fā)展的突破。如上所述，早在“匯點”年代，“民主回歸”就已蘊含著社會民主的觀念，強調民主與民生結合，推動不同領域的民主發(fā)展?，F(xiàn)在，“民主回歸派”已經無政黨及選舉包袱，可以在“民主回歸”的原則和方向上，明確主張社會民主，而非單純追求政制上的西方議會民主，再次展示“民主回歸”與“民主抗共”的區(qū)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