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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張嵚】

蓋著黃龍旗下葬的美國人

1897年2月12日，原北洋水師“洋員”、鎮(zhèn)遠艦幫帶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即將在美國紐約海軍醫(yī)院里，接受眼球摘除手術。他突然吩咐護士幫自己把小皮箱拿來，然后又借故支開了護士。

緊接著，整個醫(yī)院都聽到一聲清脆的槍響：馬吉芬，這位親歷了甲午戰(zhàn)爭的美國籍軍人，選擇用箱子里一把左輪手槍，結束了自己37歲的生命。人們從血泊中找到一張紙條，那是他最后的遺言：“我的心屬于中國，屬于北洋水師?！?

這一天，正是他的兩位老戰(zhàn)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以及“鎮(zhèn)遠”艦署理管帶楊用霖的兩周年忌日。

而在這之前的兩年里，這位出身美國軍人家庭，曾在黃海大戰(zhàn)里浴血奮戰(zhàn)，回到美國家鄉(xiāng)后迅速成名，被美國人尊稱為“馬吉芬少?！钡膫髌嫒宋?，內心卻長期沉浸在巨大痛苦中。不止因為北洋水師老戰(zhàn)友們的相繼殉難，也不止因為戰(zhàn)爭給自己留下的傷痛。而是他吃驚地發(fā)現(xiàn)：作為甲午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一方的清王朝，以及在戰(zhàn)爭中付出犧牲的清軍官兵，竟然遭到美國媒體多年如一日的嘲諷抹黑。

在當時美國的各類報紙刊物里，對于清軍特別是北洋水師的嘲笑丑化，堪稱比比皆是。至于戰(zhàn)勝一方的日本，卻被美國媒體各種吹捧。在美國記者的筆下，日本軍隊不但紀律嚴明戰(zhàn)斗素質奇高，而且“對美國人極其文明友好”。初回美國時，馬吉芬僅僅因為反駁了美國記者“日軍文明”的說法，就被扣上了“辱日”帽子，遭到各種口誅筆伐。

因此，不甘受辱的馬吉芬，在這兩年里，一直奔走在各類演講活動中，竭力告訴美國人甲午戰(zhàn)爭的真相。曾被美國海軍拒之門外的他，還穿著北洋水師的軍服，出現(xiàn)在美國海波特海軍戰(zhàn)爭學院，為學員們講述真實的甲午戰(zhàn)爭。他在為美國報紙刊物撰寫的文章里，不但盛贊了丁汝昌等老戰(zhàn)友的偉大品格，更怒懟了美國媒體對北洋水師的種種丑化：“中國海軍，不是你們所說的那樣貪生怕死、昏庸無能。我們的同胞，總是在侮辱中國海軍?！?

但他的這些努力，在當時的美國卻是蒼白無力。特別是他那些為北洋水師“正名”的言論，卻被人嘲笑是“精神出了問題”。扭曲的輿論加上病痛的折磨，讓他終于在丁汝昌忌日這天，做出了悲劇的抉擇。幾天后的葬禮上，他蓋著北洋水師的黃龍旗下葬，墓志銘由他的父親親筆撰寫：“謹立此碑紀念一位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卻把人生獻給另一面國旗的勇士。”

后世很多年輕的中國人在讀到他的結局時，也常常不明白一件事：為什么明明是作為被侵害一方的中國，卻遭到美國媒體如此罔顧事實的丑化？其實，這正是甲午戰(zhàn)爭前后，西方媒體態(tài)度的縮影：戰(zhàn)爭中承受了巨大傷亡，戰(zhàn)敗后更割地賠款的中國，不但沒有得到多少同情，反而成了諸多西方媒體的靶子，長期被冷嘲熱諷。相反是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不但攫取了大量實際利益，更借助這場侵略戰(zhàn)爭，成功在國際輿論場上打造了自己“文明”的人設。

輿論戰(zhàn)場上，大清輸?shù)帽人憫?zhàn)場更慘。

晚清輿論的閉塞且自大

如果你真能穿越到甲午年間的晚清朝堂上，指責晚清“名臣”們打輸了輿論戰(zhàn)。那么晚清外交家黃遵憲的遭遇會告訴你：給晚清官員說“輿論戰(zhàn)”這個詞，其實是高抬了他們。

1894年8月1日，清王朝正式發(fā)布宣戰(zhàn)諭旨，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而距離戰(zhàn)場千里之外的新加坡，46歲的清王朝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正對著一堆書稿唉聲嘆氣。這位曾在日本生活過五年的晚清外交人才，早在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七年（1887年），就完成了50萬字的《日本國志》，該書涵蓋了近代日本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外交、科技、軍事等各方面第一手真實資料。甲午戰(zhàn)爭的突然爆發(fā)，更讓這本書堪稱晚清君臣最急需的“寶典”。

但就是這樣一本“寶書”，自從修訂完成后，就是命運多舛。黃遵憲曾經(jīng)試圖由總理衙門官方出版，盡管有張之洞等重臣力薦，總理衙門的反應卻異常冷淡。后來他又找到了廣州當?shù)氐臅郑Y果也是被一拖再拖，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時，此書的出版依然遙遙無期。直到甲午敗局已定，這部書才終于得以刊刻，然后迅速封神，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花樣點贊。而從甲午戰(zhàn)敗到抗戰(zhàn)勝利的半世紀里，它也被一版再版，是中國一代代進步人士的必讀書目。

可笑的是，就是在大清正式宣戰(zhàn)的這天，大清朝堂上的“名流重臣”們也沒忘了翻書。某位大臣當天就“早抄諭旨半開，午讀《明紀事》讀倭患及援朝兩議”。大戰(zhàn)當前，他們寧可從四百年前的明代史料里找經(jīng)驗，也絕不看一眼真實記錄當前敵人的《日本國志》。

同樣是甲午戰(zhàn)爭宣戰(zhàn)前后，大清朝駐英國公使龔照瑗，卻正在法國忙得團團轉。這位“大清裱糊匠”李鴻章的實在親戚，身為駐外公使，卻對外語一竅不通，外文報紙自然也極少看。人在法國的他，主要靠英國員工馬格里來搜集情報。而馬格里帶給他的，基本都是英國坊間小道消息。諸如“英國反對甲午戰(zhàn)爭”“俄國給日本施加壓力”等假新聞都是這么來的，然后被龔大人照單全收，成了清王朝眼中極有價值的戰(zhàn)略情報。

一個對《日本國志》極度無視的朝廷，一群連外語都不明白，外國報紙也不看的外交官。對比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魏源《海國圖志》遭到的凄涼局面，我們不得不說，洋務運動這么多年，這大清的進步，著實進步得可憐。如此“可憐”的大清朝，要求它去打好輿論戰(zhàn)？幾乎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