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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非生活的時代，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各派學者都希望以言談打動人主，繼而實踐自己的治國主張，所以彼時論辯之風甚為盛行。然依韓非之見，統(tǒng)治者選拔人才，若過分依據(jù)難以實證的聲譽與未經(jīng)實踐的夸夸其談，則所用之人很可能難當其任。故而主張使法擇人，使法量功，人才銓選與考核，皆以法令條文作為標準。對此章太炎很是認同，認為雖然今之世不再需要君主統(tǒng)治，但人才選拔，還是應當依據(jù)客觀標準，具體考察政績與能力，以此作為升黜標準。

與之相似，韓非強調官吏任用應看重其專長，這樣才能有良好的行政經(jīng)驗，進而有效處理各種政務，這一點章太炎也深以為然，所以他批評黃宗羲對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評價，認為宰相雖高高在上，但不可能對國事皆面面精通，因此廢之并無不可。

二

毛澤東晚年的“勸君少罵秦始皇”，置諸中國歷史，絕非無的放矢。秦朝歷二世而亡，漢代雖然在制度上多繼承秦制，但從賈誼寫《過秦論》開始，對秦朝的批判成為漢代政治討論中的一個主要議題，延及后代，亦復如是。近代隨著人們對西學的吸取，更是對秦政大加抨擊。像譚嗣同與嚴復皆痛罵暗襲秦始皇故智的后世君主為“大盜”。

章太炎

然在章太炎看來，秦朝的制度，特別是在人才選拔方面，卻有其可取之處。他指出，法治的最高境界，乃是慶賞不遺匹夫，誅罰不避權貴，這樣才算公平，而秦政堪稱做到了這一點。秦始皇對人才的選拔，做到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高級官吏，皆從基層行政做起，在有具體業(yè)績之后，方能向上提拔，而不是擅自對貴戚與權門大開方便之門，后者即便出身高貴，但在任用上卻與布衣黔首一視同仁。因此較之后代各類權貴大行于朝，人才選拔不看業(yè)績而看親昵程度，秦朝于此著實優(yōu)于后世許多。

章太炎在論述秦政的同時，其實也是在闡述自己對人才選拔的意見，即不以虛名亂視聽，不因“關系”開“后門”，以相關法令為標準，充分考察各級人才的業(yè)績與能力，并使之從基層行政工作做起，盡量周知民間利病，這樣方能保證官員隊伍具備相應的素質。

對西方政治制度，章太炎也有所汲取。他在許多文章中強調司法權應獨立，表彰中國古代的“刑官”，同時應充分限制總統(tǒng)的權力，使之不能為所欲為，這些其實都是受到近代西方政治學說的影響。不過具體到人才選拔方面，他對時人醉心于代議制深不以為然。

古希臘民主政治，因為各城邦多為小國寡民，故而所有公民皆能參與官吏的選舉。被近代中國人奉為民主圣人的盧梭，在其著作中便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只適合于國土不甚廣袤，民眾數(shù)目有限的地區(qū)。后來代議制度在西方興起，讓民眾選舉議員，議員再選舉執(zhí)政者，使議員代民眾立言發(fā)聲。在許多近代知識分子看來，廣土眾民如中國者，便應引進代議制度，以此選拔人才。

對于這類觀點，章太炎指出中西歷史發(fā)展與現(xiàn)實國情皆大不相同，不可輕率將彼土制度移于此間。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生活的時代，由于西方資本主義托拉斯的盛行，民主選舉多淪為資本貴族的利益分配，而日本也由于財閥與權貴的結合，使選舉制度流于黨爭，并且在國家至上的口號之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代表民眾利益，也實在令人懷疑。這些時代背景，更使章氏對中國若實行代議政治深感憂慮。

章太炎質疑，中國地域廣袤，并且交通極不發(fā)達，若實行代議選舉，那么一般民眾，能夠對候選人真正了解多少？能被民眾矚目，又會是哪些人？在他看來，很可能只是地方上的土豪或善于夸夸其談者能被選出，真正具有治國能力的賢良，或是不善于口舌之道，或是沒有地方土豪那樣的聲望與活動能力，那么也極有可能沉淪民間，不被人們認識。一旦如此，議院中的議員，便很難真正代表民眾利益，而只是各類豪強與權貴的代言人。加之當時中國民眾的識字率普遍低下，各地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極不平衡，如何界定選民標準，在具體操作上同樣困難重重。

北洋“府院之爭”：總統(tǒng)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

章太炎的隱憂，在民國建立之后，不幸多變?yōu)槭聦?。民初的政治格局中，議院政治在多數(shù)時間里，不是被武人所脅迫利誘，便是淪為官僚集團之間的黨爭。

三

在中國歷史上，行政官員應當具備何種知識，在銓選制度的設計上至為重要，時代不同，各有側重。秦代奉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強調對法令了解的重要性，這被章學誠視為與上古三代之制暗合。漢代自武帝以來，雖獨尊儒術，但依然重視法令，精通儒家經(jīng)典與熟知典章律令，皆被認為是有志從政者應具備的素質，漢代許多經(jīng)學大師，對于律令亦十分諳熟。在科舉考試成為人才選拔的主要方式后，唐代重視詩賦辭章，宋代推崇經(jīng)義策問，理學成為官學后，朱注《四書》成為有志通過科舉而進入仕途者所必須熟悉的內容。

章太炎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即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他在清末立志以新觀點與新體例撰寫一部《中國通史》，在鼓吹排滿革命之時，強調歷史為國粹最主要的載體。而到了晚年，他目睹民國以來政局混亂，民族危機日益加劇，在許多場合宣揚應重視讀史，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對有志從政者的期許。

他主張讀史應識大體，即熟知歷代政治社會之變遷，國土疆域之沿革，通過對于歷代史事的稔熟于胸，能夠從中吸取足以為當下所借鑒與取法之處，只有熟讀歷史，從中國歷史本身出發(fā)，才能在處理政務之時充分考慮到歷史與現(xiàn)狀，不至于舉措乖張，并能從前人經(jīng)驗中獲得借鑒。而應讀的史籍，乃是歷代正史與典章制度之書。他反對對歷史事跡的過度懷疑，反對重視所謂文化史而輕視政治變遷與制度沿革，這背后除了學派紛爭之外，便是認為如此讀史，無補于致用，使有志從政者不能對中國歷史有真正的了解，不能從歷史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

在晚年的許多講演中，他都舉晚清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讀史的例子，指出他們在青年時代皆有過熟讀中國歷代政治變遷與制度沿革的經(jīng)歷，這成為后來其涉世從政的重要知識積累。與之相對，他在反思辛亥革命時，認為宋教仁不熟悉中國歷代官制變遷之大勢，而去一味的羨慕日本政治。認為日本政治制度中內閣可以副署首相命令，再由兩院議員決議是否付諸實行。因此欲將其移植于中國。但不悟中國當時所謂“議員”，實不具備憲政下應有之素質，所以致使民國國會名譽掃地，而宋教仁自己也由于呼吁政黨政治，因而侵袁世凱之權，最后慘遭暗殺。

總之，章太炎一生，治學講學之余，不能忘情于政治，不但參與其中，而且提出許多治國之道。雖然他自己與同時代的許多思想界一樣，未能親眼看到中國臻于富強，但其對人才選拔的思考與主張，卻很值得后人三復斯言。正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系統(tǒng)回顧中國歷史，總結前人經(jīng)驗教訓，從實際出發(fā)，使制度建設能符合中國歷史與現(xiàn)狀，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避免造成新的權貴，征諸晚近事狀，今世喜讀歷史者，豈能不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