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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埃及、卡塔爾、阿聯(lián)酋、沙特阿拉伯、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等伊斯蘭國家元首政要以及聯(lián)合國秘書長的與會，則是以具體行動來否定西方政媒對新疆人權和種族話題的負面宣傳。若從地緣政治來說，更凸顯“一帶一路”中陸權國家擺脫海權國家的制約、通過團結來謀求振興的跡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東道主選手所展現(xiàn)的王者氣度。運動員手贈一個冰墩墩的心理位階，就勝過千軍萬馬、縱橫捭闔，堪稱傾國傾城的溫柔能量，實現(xiàn)了周恩來生前所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外交藝術。無關輸贏，是緣于勝過輸贏。當短道速滑選手任子威被判罰而失去決賽資格后，他大方坦承自己犯的是“低級錯誤”，卻贏得民眾更多的鼓勵。

正因為北京冬奧會超越了美國的政治化行為，讓各國與會人員和全球觀眾認識到西方政治宣傳的虛假性，這又鞏固了中國作為和平建設中心的印象。

也就是說，“體育與政治分別”的新定義是，首先要問有沒有超越政治杯葛對立的強大綜合能力，唯有具備這種能力和意愿的國家民族，才能讓彼此對立的世人改觀，才可真正辦好或共襄奧運，進而實現(xiàn)奧運精神。從“分別體育與政治”的嶄新方式來講，2022北京冬奧會為世界做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

兩岸冰雪運動與臺灣政治人物的痛苦

當然，一個新典范的橫空出世，既可能贏得不同陣營成員的尊敬或歸向，也可能逼使對立的成員走向極端，甚至以自我毀滅的演出來傳達政治信號。正是在這樣分野的標準上，判別了所有成員的奧運精神是否合格。

同時，新典范不是為了推翻奧運規(guī)章，而是要更好地實現(xiàn)奧運規(guī)章。比如關于主權國家隊伍和非主權國家隊伍的認定，自是要超越那些干擾奧運的政治因素，以貫徹聯(lián)合國的原則和宗旨為準繩。就后者的標準來看，東薩摩亞、維爾京群島和波多黎各等美國屬地的代表隊，正如同香港和臺灣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奧委會實體，其稱呼無法違背聯(lián)合國與奧運規(guī)章。

位于中國東南方的臺灣省有4位冰雪運動代表參加北京冬奧會。只不過，這座熱帶島嶼上的民眾不怎么認識冰雪運動，從事冰雪運動的人更是有限，何況還有無知無感無作為于冰雪運動的政治人物作梗。相較于此，大陸以其規(guī)模優(yōu)勢和科技優(yōu)勢促進冰雪運動在場地建設、義務教育、全民健身、競技體育、相關產(chǎn)業(yè)和消費的空前發(fā)展。

作為奧運主場地，“水立方”和“冰立方”可以在20天之內(nèi)互相變身，以供應不同季節(jié)的訓練和比賽所需。為了冰雪競速選手的需要，還導入航天科技“飛彈助推器”來訓練身心對極限狀態(tài)的適應。近3.5億民眾在有方向、有戰(zhàn)略的政策引導下，自發(fā)性地參與冰雪運動。由于這些作為，才奠定本次成功舉辦北京冬奧會的基礎。

北京：“水立方”變身“冰立方” 冬奧場館貫徹“可持續(xù)發(fā)展”。圖源：視覺中國

多數(shù)欠缺經(jīng)驗的臺灣人，自然不可能具備冰雪運動的感性認識。加上臺灣媒體對于賽事信息的封閉、誤導或傳播版權的限制，除了極少數(shù)運動員之外，多數(shù)臺灣人對于北京冬奧會也就跟著政客們無知無感無作為。在這樣的氛圍下，唯一有知有感有作為于冬奧會的事情，竟是把運動賽事政治化，而不是檢視自己對冰雪運動的認識與支持。

至于臺灣政客對北京冬奧新典范的號召力，更表現(xiàn)出離奇的畏懼與痛苦。趙少康跟進臺灣輿論的風向，嚴正指責黃郁婷的說法錯誤。臺灣“民意代表”黃凡更恐懼成都大運會和杭州亞運會可能重演黃郁婷事件，而加碼敦促臺灣當局修法懲處“政治不正確”的教練與選手，重演自己當年監(jiān)控“政治不正確”的往事。

還有位臺灣出版界大佬對黃郁婷筆伐誅心，并提醒臺灣當局以黃郁婷掌旗入場損及“臺灣主體性”；若坐視不管則對不起NHK等外媒、對不起其他的臺灣選手，更憂心日后其他的臺灣選手“群起效尤”云云。似乎圍繞著北京冬奧會的歡樂景象，“五眼聯(lián)盟”的政治化行為還無法緩解這群人的焦慮。甚至有臺灣師范大學教授呼吁臺灣當局要懲戒“舔中藝人”，卻沒想到參與《一起向未來》MV的臺灣藝人更多。顯然，這些政學媒人物的焦慮還很難見底。

即便是杰出的運動選手，在臺灣這種背景下也難以做到“體育與政治分別”，有些人干脆投入運動政治化。

臺灣與奧運政治化

繼推動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失敗后，中國臺灣省女子田徑運動員紀政打算針對2024年的巴黎奧運會卷土重來。這樣不惜違背奧運規(guī)章的“正名”，究竟是為了運動？還是為了政治？與黃郁婷共同掌旗的高山滑雪選手何秉睿說，作為一個運動員，他沒有權力處理這個問題：“我只能做我能力范圍內(nèi)的事情，那就是訓練和比賽。”這話說得很中肯，也頗無奈，它反映“正名”無關運動。

中國臺灣省女子田徑運動員紀政。資料圖

但是，那并不表示運動員就沒有防御或反擊泛政治化的頭腦，谷愛凌就是現(xiàn)成的例子。否則，無論是夏奧還是冬奧，“正名”后的臺灣運動員都不可能參賽了，親身參與實現(xiàn)“中華臺北”稱號的紀政豈會不知道？對于個人來說，政治改造的殘酷或悲哀，表現(xiàn)在一種昨是今非的認知過程，紀政在上世紀說“我要永遠做中國人，為國爭光”，后來還積極響應“北京奧運，炎黃之光”長跑活動。然而涉足臺灣政治圈以后，紀政的國族主義就隨之轉(zhuǎn)型了。

按照紀政的中國人定義，在聯(lián)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案出臺之前，首位獲得奧運獎牌的中國人是十項全能男子選手楊傳廣，第二位獲得奧運獎牌的中國人就是八十公尺跨欄女子選手紀政。這兩位出生于臺灣的運動員，其在1960年代創(chuàng)造的奧運紀錄無可動搖?；凇把S之光”，他們還在2001年6月共襄北京申奧兩岸長跑活動。

1970年代以后，在美國調(diào)整全球戰(zhàn)略、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背景下，臺海兩岸在國際上的競技成績逐漸轉(zhuǎn)變，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就是個標志。

當時兩岸代表團通過同一首背景音樂入場開幕式，體現(xiàn)主辦單位尊重“一個中國”秩序的用意。而大陸選手首次參賽，就為中國人贏得首面奧運金牌，共計收獲15面金牌、8面銀牌與9面銅牌，臺灣則僅由舉重選手蔡溫義收獲1面銅牌。

在政治壁壘和信息管制的環(huán)境下，當時臺灣民眾只能收看事后被加工掩蓋五星紅旗的頒獎儀式，來為那面銅牌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