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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明確了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當此之時，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在猛烈回潮，深刻影響著今后的全球局勢。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與一些國家的貿易摩擦也有所增多。導致輿論上也存在一些掐頭去尾的炒作，不惜將部分外貿環(huán)節(jié)的正常摩擦與貿易戰(zhàn)混淆，渲染所謂的“世界圍堵”、“關稅焦慮癥”。

在完成對當前轉口貿易和關稅壁壘熱點新聞的分析后，筆者認為有必要梳理一下近代以來全球貿易史的基本框架，以史為鑒，客觀看待當下中國對外開放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推進和落實。

一、全球貿易本就是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來回博弈

貿易保護主義既包括了如今常見諸報端的關稅、進口配額、經營和出口補貼、反傾銷立法、對外國企業(yè)在本國投資和經營的相關限制，也包括了匯率管制、專利制度、技術封鎖、政府優(yōu)先采購以及國貨消費運動。

由此可知貿易保護主義的范圍非常寬泛，各國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為了實現不同的發(fā)展目的，多多少少都會沾染上一定的保護主義，沒有絕對純粹的白蓮花。筆者認為就和民族主義這樣的概念一樣，“貿易保護主義”只是一個中性詞，絕非洪水猛獸。要根據其動機、措施、尺度以及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去做出針對性的評判。

自從大航海時代以來，截至本世紀初期，全球貿易主要經歷了以下四個歷史階段：

（一）重商主義時期（15世紀-18世紀）

一般將地理大發(fā)現及由此掀起的大航海運動，視作是近現代全球貿易的開始。此時，在這些掀起海洋貿易的國家，普遍流行的是“重商主義”原則，認為國家的財富就是黃金、白銀的規(guī)模，國際貿易則是一場零和游戲，致富的唯一途徑就是出口大于進口促使金銀流入。為此需要實現出口最大化和進口最小化，力求最大限度地積累國內資源，并將這些資源用于單方面的貿易。

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各國貿易政策中保護主義盛行，很多后世壁壘在此刻被各國政府有意識地系統(tǒng)應用，包括鼓勵商品生產和出口，大力攫取原料、貴金屬和殖民地，限制甚至禁止商品進口與貴金屬出口，對特定必需品進口盡可能以貨易貨。此時對進口商品課征50%以上的關稅稅率是一種尋常操作。

后文將重點提到的英國，此時的制成品平均關稅就常年保持在50%左右，是所有歐洲主要國家中最高的。

必須指出的是，后世那些堅船利炮傍身中嚷嚷“開門，自由貿易”的國家，在那個歷史階段，都是高關稅、高補貼、生產指令、特定港口的貿易壟斷的推崇者，貿易禁令花樣繁多，甚至形成了一系列法條、操作手冊和教科書。未來的貿易保護主義，都能從中找到它們前世的容貌。

重商主義還伴隨著大航海的帆槳向全球傳播，當它已經在歐洲大陸漸漸走入歷史時，在大洋另一端的美洲大陸還能聽到回響。正如美國最富盛譽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tǒng)所說：“當我們買海外制造品時，我們得到了商品，而外國人掙了錢。當我們買國內的制造品時，我們既得到商品又掙了錢?！?

（二）“自貿”與“保護”的博弈時期（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后期）

伴隨著工業(yè)革命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英國成為了全世界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工業(yè)化國家，在工業(yè)生產、商品提供、技術水平、市場開拓等方面都已首屈一指，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世界工廠”，至19世紀初期，其工業(yè)制品產量已經高居全球的一半。

亞當·斯密在此期間提出了自由企業(yè)和自由市場是創(chuàng)造財富和繁榮的最佳途徑，認為“只要按照一國擁有的特定優(yōu)勢展開貿易，則雙方通過這種自愿基礎上的貿易，就都能從中獲得貿易利益”，為自由貿易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更好地提升出口與銷售的效率，英國從上文所提到的課征關稅最高的國家，變成了最為提倡自由貿易的國家，它在19世紀40年代陸續(xù)廢除了《谷物法》《航海法》。1848年，英國有1146種應納關稅商品，但到1860年已經下降到只有48種。1875年，英國對制造品進口的關稅率已經下調為零。

在英國的倡導下，區(qū)域自由貿易得到了強化。1860年英法簽訂了《科布頓條約》，確立了最惠國待遇，兩國間關稅大幅下降（見下圖），并逐漸帶動歐洲各國簽訂類似的開放性商約，推動了自由貿易發(fā)展。經濟史學家認為，最晚到1860年，荷蘭、丹麥、葡萄牙、瑞士、瑞典和比利時等歐洲國家，已經完全轉向自由貿易，而到1877年左右，歐洲大陸的制成品平均關稅已經降到了9-12%[1]。

1821-1913年英法間平均進口關稅對比興業(yè)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19世紀：工業(yè)革命推動的貿易變化》

在這一階段，自由貿易也并非一帆風順，一些國家出于不同原因，反而加高了保護主義的壁壘。19世紀初期，拿破侖頒布大陸封鎖令，試圖以經濟封鎖來打擊英國，卻因為本國工業(yè)難以代替英國滿足法國與歐洲的需求，最終歸于失敗，并加速了帝國滅亡。

此時，在遙遠的東方，還處于“天朝上國”迷夢中的清朝，還在自詡“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笔獠恢缫汛蟠舐浜笥跉v史進程。其自覺不自覺地在過去數百年構筑起的頑固壁壘，也在這時候被帝國主義試圖攫取市場的大炮轟開。伴隨著這樣的“自由貿易”，所輸入的海量外國工業(yè)品，“對中國工業(yè)也發(fā)生了過去對小亞細亞、波斯和印度的工業(yè)所發(fā)生的那種影響……結果就使社會生活受到了相當的破壞。”[2]

這一段歷史，對國人又多了一些沉重的思考。我們所保有的體量注定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對于一個趕超的中國，需要思考如何占據世界先進潮流，牢牢把握產業(yè)與開放的主動權，守護好我們的市場不再被掠奪分割；對于一個引領的中國，面對在社會化大生產中出現的周期性“產能過?！保绾魏侠戆才艃韧鈨蓚€市場的消化，不再重蹈帝國主義的野蠻殘暴，這都是“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對自己，也是對當代文明史交出的答卷。

其實何止是中國，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樣：“（資產階級）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3]這就是那個年代“開門！自由貿易！”的真實寫照。

讓我們把視線再收回當年世界政治經濟的中心地帶，在19世紀中期自由貿易漸行歐洲之時，與遠東的老大帝國不同，仍然位居列強的俄羅斯、奧匈帝國仍有一定的力量，繼續(xù)堅持保護主義。而隨著自由貿易的推廣，不可避免產生了一系列貿易摩擦和國家利益沖突，保護主義的反作用力也隨之加大，普法戰(zhàn)爭后的法國，保護主義又有所抬頭。法國、意大利和瑞士在19世紀末都曾爆發(fā)過貿易戰(zhàn)。

這一時期保護主義的典型代表分別是美德兩國，漢密爾頓和李斯特作為保護主義理論的兩大宗師，在過去的上百年時間不斷出現在各國商學院的國貿教科書中。

漢密爾頓和李斯特都認為要保護本國幼弱產業(yè)，開放需有選擇，關稅則成了對未來生產力的投資。1879年，已經被列為 “自由貿易國”的德國，頒布《關稅法》，對進口商品區(qū)別對待，有重點扶持工業(yè)部門，對糧食與工業(yè)品征收高額關稅。由此，德國的關稅稅率開始激增，至1900年后才有所下降，但仍遠高于《關稅法》頒布以前[4]。

而美國一直是關稅較高的國家，南北戰(zhàn)爭前，關稅甚至一度占到了美國聯邦稅收的90%。頗具黑色幽默的是，反而是南部各州因為奴隸勞動帶來的成本優(yōu)勢，更為傾向于自由貿易，而北方工業(yè)州從產業(yè)保護的角度站隊保護主義[5]。

1890年美國還出臺了《麥金利關稅法》，關稅達到頂點。后來成為美國總統(tǒng)的威廉·麥金利如是說：“我們在農業(yè)上領先于所有國家，我們在礦業(yè)上領先于所有國家，我們在制造業(yè)上領先所有國家。我們領到的這些獎杯，都經過數十年的保護關稅?！?

1870-1913年美國制造業(yè)平均關稅稅率（左）和幾種主要產品的關稅稅率（右），美國進口關稅稅率的下降主要在20世紀以后，且在棉毛鋼鐵等行業(yè)已經發(fā)展起來后，產品稅率仍保持在較高水平，體現了關稅政策調節(jié)對于經濟基本面的滯后性[6]Yeo Joon Yoon：Tariff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role of scale economies，2020-5

經濟史學家保羅·貝洛赫曾如此評價：“美國是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的策源地和堅強堡壘。”

頗有意思的是，在這段歷史時期，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兩方代表，出口額都得到了快速增長，也形象地說明對待該問題切忌教條，“靴子合不合腳，穿上才知道”。根本還是在于貿易政策本身是否有利于本國生產力的發(fā)展。

1841年至一戰(zhàn)前英法德美四國出口額對比興業(yè)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19世紀：工業(yè)革命推動的貿易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