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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族歧視根深蒂固

種族主義問題是美國民主無法磨滅的恥辱烙印。美國的開國元勛一邊說著“人人生而平等”，一邊卻在1789年施行的憲法中保留了蓄奴制度。時至今日，美國雖然表面上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但白人至上主義甚囂塵上，對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歧視依然系統性存在。

美國的種族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復發(fā)”。2020年5月25日，明尼蘇達州警察暴力執(zhí)法導致黑人弗洛伊德不治身亡。弗洛伊德死前“我無法呼吸”的絕望哀求點燃了洶涌民憤，全美50個州上百個城市隨后爆發(fā)游行示威，為弗洛伊德伸張正義，抗議種族歧視問題。直到事件發(fā)生百余天后，有關游行仍在持續(xù)。

2021年5月25日，美國紐約民眾走上街頭參加悼念弗洛伊德的集會。（視覺中國）

弗洛伊德的遭遇只是美國黑人百年來悲慘境遇的縮影。正如美國心理學會主席舒爾曼所說，美國始終處于一場種族主義的大流行病中，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夢想至今并未實現。印度主流媒體《印度快報》發(fā)表社論稱，美國的種族主義顛覆了美民主制度。

2021年2月，斯坦福大學新聞網發(fā)表文章檢視美各領域系統性種族歧視：在教育領域，有色人種兒童在學校受到更為密切的監(jiān)視；在司法領域，有色人種尤其是黑人更容易成為被針對的目標；在經濟和就業(yè)領域，從應聘職位到獲取貸款，黑人等其他少數族裔群體在職場和整體經濟環(huán)境中受到歧視。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報告顯示，1980年至2018年間，美國約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亡，這一數字比官方公布的人數多出約17100人，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

美各地爆發(fā)的憤怒不只來自黑人，已跨越種族界限。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網站刊文指出，美國猶太人對白人至上主義團體驅動的右翼反猶主義和暴力行為感到擔憂。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年度民調顯示，2020年43%的在美猶太人認為其安全感比上一年更低，2017年有41%的人認為反猶主義在美國是一個嚴重問題，該比率遠高于2016年的21%、2015年的21%和2013年的14%。

2017年，白人至上主義者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集會上打出美利堅邦聯與納粹德國的旗幟。（圖自社交媒體）

美國國內對亞裔群體的欺凌也在不斷加劇。新冠疫情暴發(fā)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此起彼伏。美國聯邦調查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美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數量上升76%。從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組織接到了9000多起投訴報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站一項針對美國亞裔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在過去1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凌目標，近一半受訪者對自身所處境遇表示悲觀，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自己及家人所處的境遇表示恐懼。

2020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講話稿中將“冠狀病毒”涂改成“中國（人）病毒”，被視為針對亞裔仇恨的“狗哨政治”。（圖自蓋蒂圖片社）

3、疫情失控釀成慘劇

美國號稱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醫(yī)療資源，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一片混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截至2021年11月底，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美國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4800萬例，累計死亡逾77萬例，兩項數據均名列世界第一。今年1月8日，美國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00777例，達到疫情在美暴發(fā)以來最高；1月13日，4170名美國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遠超“9·11”恐怖襲擊事件喪生人數。11月末，美國日均新增確診病例數量超過7萬例，新增死亡病例逾700例，美國平均每500人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截至目前，美國新冠病亡人數已超越1919年大流感病亡人數，也超過美在一戰(zhàn)、二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越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死亡人數之和。如果美國能夠科學應對，很多人不必付出生命代價。美國流行病學家、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負責人威廉·福格認為“這是一場屠殺”。

2020年4月，美國在紐約哈特島上集中掩埋無人認領的新冠死者遺體。（視頻截圖）

疫情重創(chuàng)美國經濟。美國企業(yè)倒閉和失業(yè)潮發(fā)生速度及規(guī)模超乎想象，大量民眾長期失業(yè)，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增加等加劇了美國人的焦慮感和無力感。美國預算與政策優(yōu)先事項中心2021年7月29日的《新冠困境報告》顯示，盡管情況比2020年12月有所改善，但2021年上半年美國人生活困難情況依舊十分普遍，仍有2000萬成年人所在家庭沒有足夠食物，1140萬成年租房者無法按時交納房租，面臨被趕出租屋的風險。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7月5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去收入來源的比例仍高達22%。美民眾消費信心大幅下滑，就業(yè)市場復蘇放緩。高盛、摩根士丹利、牛津經濟研究院等機構紛紛顯著下調美經濟增長預期。同時，疫情、三輪大規(guī)模經濟刺激計劃等因素疊加導致美港口擁堵和供應短缺，進而推升美通貨膨脹率。今年10月，美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6.2%，連續(xù)6個月同比上漲幅度達到或超過5%，創(chuàng)2008年來最大漲幅。

疫情在美延宕，癥結并非在于美國沒有科學，而是不信科學、不用科學。美國一些政客為了選舉，將黨派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將抗疫問題政治化，一門心思對外“甩鍋”推責。美聯邦與各州一盤散沙，不僅形不成合力，反而彼此爭斗。在這個大背景下，抗疫舉措已被嚴重政治化，疫苗打與不打、口罩戴與不戴都成為了政黨、民眾爭執(zhí)的焦點，反智主義甚囂塵上。

法國《世界報》報道指出，新冠疫情危機揭示了美國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美國把昂貴的醫(yī)療衛(wèi)生體系留給富人，放任貧窮者被剝奪社會保障，使美國這一世界上最發(fā)達國家因社會不公而變得落伍，這是民主偏差導致無法有效管控疫情的經典案例。斯坦福大學新聞網指出，在醫(yī)療衛(wèi)生領域，新冠疫情對有色人種造成了更嚴重的影響，凸顯了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健康水平差距。

4、貧富分化不斷加劇

美國是貧富分化最嚴重的西方國家。2021年美國基尼系數升至0.48，幾乎是半個世紀以來的新高。美國智庫政策研究院報告稱，1990年至2021年，美國億萬富翁的總體財富增長了19倍，而同期美國中位數財富只增加了5.37%。這揭示了美國“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殘酷現實。

美聯儲2021年10月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美國收入在中間60%的“中產階級”擁有的財富在國家總財富中占比已經跌至26.6%，創(chuàng)過去30年來新低，而收入前1%的富人卻擁有27%的國家財富，超過了“中產階級”。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伊曼努爾·薩茲發(fā)表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前10%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9倍多，前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40倍，而前0.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196倍之多。

新冠疫情暴發(fā)以來，美國實施“大水漫灌”政策，在推高股市的同時也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美國億萬富翁擁有的總資產增加了1.763萬億美元，漲幅高達59.8%。排名前10%的美國富人持有89%的美國股票，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

美國的貧富分化是由美國政治制度及其政府所代表的資本利益所決定的。從“占領華爾街”運動，到近期的“大猩猩”對視華爾街銅牛事件，美國民眾對貧富分化的聲討從未停止，但現狀毫無改變。美國治理者放任貧富差距擴大，疫情之下，資本優(yōu)先、富人先行的社會規(guī)則更加橫行。

5、“言論自由”名不副實

在美國，媒體被稱為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并立的“第四權力”，記者更是被譽為“無冕之王”。美國媒體雖然標榜獨立于政治、為自由和真相服務，但早已服務于金錢和黨派政治。

少數傳媒集團壟斷美國新聞業(yè)，成為一手遮天的政治力量。1996年美國頒布了《電信法》，要求聯邦政府放松媒體所有權監(jiān)管，由此掀起史無前例的兼并狂潮，對美國媒體的多樣性和獨立性造成毀滅性打擊。隨著美國媒體數量銳減，少數幾家公司不斷做大，形成壟斷巨頭。今天的美國，少數幾家企業(yè)控制90%以上的媒體，年收益甚至超過某些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這些媒體“巨無霸”一邊大肆擴張商業(yè)版圖，一邊將觸手伸向美國政壇，通過游說公關和競選獻金左右政治進程。

被壟斷的美國媒體成為公民政治權利的“隱形殺手”。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教授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在《富媒體窮民主》一書中指出，出于追逐利潤的本性，媒體公司將民眾封鎖在娛樂節(jié)目的世界中，使民眾失去獲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關心公共問題的興趣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社會政策制定過程中逐漸失聲。民主政治文化在媒體高度發(fā)達的美國社會變得極度萎縮，“政治疏離”導致民主成為一種“沒有公民”的政治游戲。邁阿密《新先驅報》報道稱，在精英和財團控制的媒體誘導下，民眾已無法辨別哪些是事實真相，哪些是政治宣傳。

美國媒體不再是民主的“守門員”。媒體行業(yè)的“左右之爭”無形中加深了美國兩黨之間、精英與平民之間的隔閡與分歧，造成“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并導致極端思想和民粹主義在美國登堂入室。

韓國智庫世宗研究所刊文指出，超過80%的美國保守派選民將《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報道視為虛假消息，對媒體的信任呈偏向性。選民只聽信特定媒體，無視國家層面溝通，大喊大叫、消極黨爭代替了冷靜討論和共識。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發(fā)布《2021全球數字新聞洞察報告》指出，在對46個國家的92000名新聞消費者調查后發(fā)現，美國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排名墊底，受調查人群中僅有29%的民眾信任媒體。

在傳統媒體衰落的信息時代，社交媒體一躍成為公眾“新寵”，但也免不了復制傳統媒體被大資本和利益集團控制的老路。社交媒體公司為了賺取流量，利用算法為用戶編織起“信息繭房”，對提供的極端內容不加管控，從而導致使用者日益自我固化，身份政治和民意撕裂更加嚴重。

2021年10月，前臉書公司員工豪根公布了數萬份關于臉書公司內部運作的爆炸性文件。豪根向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透露，臉書公司為了保持用戶粘度，不惜犧牲公眾利益而攫取利潤。臉書平臺是社會極端分子的主要陣地，充斥著仇恨言論、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而只有3%至5%的仇恨以及約0.6%的暴力和煽動性言論得到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