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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杠桿率背后，普通人的境遇也值得關心

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深和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中國當今的樓市表現(xiàn)、金融杠桿情況，越來越多地在國外媒體和投資者之中引發(fā)關注。橫向來看，還有一個問題值得討論：中國的居民部門杠桿率，真的高嗎？

我們盡可能拋去新冠疫情這樣的變量，在國際清算銀行（BIS）的統(tǒng)計口徑下，分別取2008年、2015年和2020年的數(shù)據(jù)進行對比，借此初步了解我國居民杠桿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的水平，以及其自身現(xiàn)階段的特點和歷史發(fā)展情況。

不難發(fā)現(xiàn)：從絕對值上面來看，我國居民杠桿率（62%左右）目前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低于美國（約80%）、英國（90%）和日本（65%）等發(fā)達國家。但從相對值來看，我國居民杠桿率的發(fā)展走勢與國際整體趨勢相背離。我國居民杠桿率的情況是起點低、發(fā)展快，反觀起點更高的美國、英國，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國，統(tǒng)計期內都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回調趨勢，但是中國則整體延續(xù)了增長。

不同經濟體居民杠桿率的國際比較

在業(yè)界，長期的居民部門高杠桿問題，已經引發(fā)了擔憂。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在日前舉辦的2022年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居民部門和企業(yè)部門的杠桿率都偏高。如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水平已經超過60%，也超過不少發(fā)達經濟體的居民杠桿率水平；尤其當防控疫情的力度加大的時候，居民部門的資金鏈斷裂的風險會顯著上升。而企業(yè)部門的杠桿率水平（150%以上）幾乎為全球最高，而且還存在債務成本在民企和國企之間較大差距的問題。那么，唯有政府部門加杠桿率，才能抵御可能出現(xiàn)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風險。

從居民杠桿率本身來看，我們也可以獲得一定啟發(fā)。從外部來看，杠桿率的分子是債務規(guī)模，分母是GDP水平（經濟形勢）。在美聯(lián)儲激進加息、大宗商品漲價、新冠疫情和地緣沖突疊加影響的當下，全球經濟面臨沖擊，分母承壓，分子就要跟著變，“去杠桿”有利于確保資金安全，減少風險壓力。

從內部結構來看，我國居民杠桿率問題，在中長期消費貸款領域要看樓市，尤其是居民住房按揭貸款。在短期消費貸款領域，要看基于金融科技和消費金融平臺的“超前消費”。站在這個角度上，“去杠桿”不一定就和“市場降溫”掛鉤，某種程度上它也可能意味著市場尤其是借貸消費市場在重歸理性。

不過說到底，杠桿本質上是因為錢“不夠”，出于消費或者投資需求，人們選擇承受風險。對應的，杠桿的加和減，只是人們基于風險承受和預期償付能力的一種判斷和選擇。站在這個角度上，有一個問題就顯得非?，F(xiàn)實：近年來國民經濟大幅發(fā)展，人們收入和收入渠道都變多了，但為什么總感覺“自己的收入漲得沒有房價漲得快”，錢不夠用？

把房價的觀察時間放長，2008年到2020年，我國住宅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從每平方米3576元增加到9980元，年均名義增速為8.93%，期內人均可支配收入從9956. 51元增加到32189元，年均名義增速為10. 27%。從數(shù)字上來看，居民收入水平增速略高于房價上漲速度，理論上可以緩解購房與杠桿率上升的壓力。那么問題出在哪里？

從居民收入端來看，也許能得到啟發(fā)：在“人均”的背后，藏著收入差異——畢竟400萬和600萬的平均數(shù)是500萬，而10萬和990萬的平均值也是500萬。內部結構的優(yōu)化問題，和杠桿本身同樣值得關注。

《中央財經大學學報》文章截圖

數(shù)據(jù)顯示，自2003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shù)一直處于大于0.46的狀態(tài)，高于國際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線（0.4），2015年后依然在提升。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與收入中位數(shù)的差值也在逐年擴張：2014年，差值是2597.3元；2020年已經上升為4649元，剪刀差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放大。

債務規(guī)模、房價和居民杠桿率呈現(xiàn)正相關性，基尼系數(shù)和家庭杠桿率也呈現(xiàn)了正相關性。那么是否可以推測：收入不平等所表現(xiàn)出來的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收入流動性弱化，既讓“窮人變富”更難，也讓普通家庭負債的可能性在增加，所以大多數(shù)人提到買房這樣的大項資金投入，首先就想到了“借貸”？

對于這個問題，行業(yè)存在不同的觀點。有觀點認為，杠桿率增加，其實和收入不平等沒有什么關系——畢竟對于一個人而言，一生中恐怕沒有什么貸款，可以像房貸這樣“必須”且“劃算”了。

但是，有學者認為：房價增速過快，這導致更多的剛需家庭不得不通過借貸款的方式購房，同時房價上漲預期也激勵著投資投機型購房者加杠桿買房，推動杠桿率提升；也有觀點認為，收入不平等會抑制杠桿率：對于低收入家庭，收入差距的擴大，會擠壓消費、提升儲蓄意愿，這有助于降低杠桿率。

兩者的關系，目前還值得進一步研究。不過4月的金融數(shù)據(jù)，足以顯示現(xiàn)在市場環(huán)境的變化。

在我國房地產改革后的數(shù)十年中，樓市一路高歌，在它帶動GDP增長的同時，高漲的房價也讓很多普通家庭的債務壓力與日俱增。為了老人也好，為了孩子也罷——在一個房地產“買方市場”的環(huán)境中，很多人迫不得已“上車”，甘愿承受購房之后的高額債務。收入差距的放大，挫傷了很多普通人的動力和勇氣；加之在樓市等領域長期以來“錢生錢”所造成的貧富差距，讓很多年輕人選擇“躺平”，樂于“躺平”。

或許在今后，房產會在“房住不炒”的基調下加速回歸居住需要這一功能本身，整個市場的炒作熱度會降溫，人們的貸款需求也會回歸理性，越來越多的人會正視杠桿，正視風險。而“去杠桿”也不意味著市場冷了。相反，這或許意味著新一代人們，將在“蓋樓”之外努力去尋找更加長遠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增長樂土，用勤勞和汗水去創(chuàng)造和享受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