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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每到春節(jié)過后，都會引發(fā)“招工難”話題。記者深入采訪了解到，今年春節(jié)后這一現象特別突出。福建泉州一家民企老板說，從2008年到2016年，工人工資從1800元漲到了4000元，還包食宿，配套設施越來越完善，卻不好招人了。這位老板還說，現在已經不太敢隨便開除員工，公司制度有時成了口號。據了解，廣東多個城市、成都、上海等地都存在突出的招工難。據浙江官方分析，流入當地的外來務工人員占比下降，特別是一些年輕打工者選擇就地發(fā)展，不愿再當“候鳥”。（中國新聞網2月23日）

約在2012年前后，中國迎來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轉向短缺，人口紅利尚未完全消失，但已不如過去那樣顯著。出現在勞務市場上的勞動力絕對數量，很可能沒有減少，卻沒有像過去那樣繼續(xù)增加，加之中西部地區(qū)近年來因為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yè)引資項目、城市化服務業(yè)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就業(yè)崗位。這些因素都使得流入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外來務工人員數量減少。

在過去，“招工難”一直與“找工難”并存，一方面，企業(yè)等用人單位找不到合格、滿意的員工；另一方面，以40-55歲年齡段人員為代表的擇業(yè)者，面臨較大的擇業(yè)難度。時至今日，這種現象仍然存在，但絕對意義上的“招工難”已經變得很突出。

這種變化帶來的沖擊是非常迅猛的。上世紀70年代之后，肇始于歐美國家，從工業(yè)產業(yè)到輔助性的配套產業(yè)，以及服務業(yè)，都經歷了勞動力去技能化這樣一個進程，加之同期許多企業(yè)開始將非核心職能外包，勞動者在勞資關系中借助工會力量曾擁有的相對談判優(yōu)勢喪失殆盡。大多數勞動崗位呈現出高度的可替代性，勞動者不得不忍受被嚴重壓低的薪水和公司的苛刻管理。正如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書中所指出的，這之后，在財富分配中，勞動者所占據的份額便不斷下降。

勞動崗位的去技能化及因此導致的高度可替代性，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后，長達數十年釋放出的人口紅利，變得格外顯著。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也是中國各地的老板在打工仔面前會那么橫，過去會有所謂“潛規(guī)則”、還有加班不給加班費這種事存在，民企老板早就習慣了“隨便開除員工”的原因。

當“招工難”成為現實，很多專家、官員和資本界人士都希望盡快啟動“機器換人”，來避免遭遇用工不足的損失和尷尬。“機器換人”這是未來不可避免的預期，但在目前，還沒有找到可行的普遍替代思路和方法。

回避不了，只好面對。首先就是要加工資。一個制造業(yè)企業(yè)，為工人開出4000元的保底工資，這究竟算高得離譜，還是說只是接近于（尚未達到）合理水平？這個合理性，其實要看企業(yè)能否將崗位、流程、產能轉移到勞動力價格更低、協(xié)作配套水平不亞于中國的地方。一些中資企業(yè)因為聽信了某些經濟學家鼓吹的印度、越南等國家迎來了朝陽時期的觀點，把企業(yè)轉移到當地，結果深陷泥潭。就目前來說，勞動力價格、配套水平等因素形成的綜合性價比，能夠跟中國競爭的國家和地區(qū)，真的不太多。何況，大部分國內企業(yè)并不具備外遷產能和崗位的條件。

再說了，用工成本提高，在企業(yè)總成本、擠壓的企業(yè)總利潤中，又能占到多大份額？決定企業(yè)生死的更關鍵因素，恐怕是融資困難，以及高昂的物流成本，還有頻繁變動的產業(yè)政策。

現在，很多企業(yè)還必須考慮給員工提供更好的宿舍設施，把WiFi等配套條件搞好。這難道不是應該的嗎？從國企時代，到后來的民企、合資企業(yè)、外企，之所以會給員工提供宿舍，無非是便于組織加班——從富士康的例子來看，此舉還有效屏蔽了本企業(yè)員工與企業(yè)之外的信息往來。還有一個因素是，在過去，以廣州、東莞、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員工可以就近在企業(yè)周邊租住城中村“握手樓”、“接吻樓”，但也在這幾年，各地都開始盯上了過去城市化開發(fā)遺忘的這些角落，紛紛啟動改造計劃，拆除城中村蓋起了高端商場、別墅、公寓。你難道讓工資只有4000元的農民工去租住公寓？

“招工難”很大程度上逆轉了勞資談判地位。低薪+苛刻管理本來就不具有合理性，某種意義上講是放大企業(yè)家階層、職業(yè)經理人階層人性罪惡的基石?！艾F在已經不太敢隨便開除員工”這種話真好意思說得出口，至于所謂“公司制度”，有幾個企業(yè)是依照法律，通過職代會制定制度，那些以謳歌老板為主旨、以壓榨員工為目的、以獎輕罰重為根本特點的管理制度，早就該廢除了，“成了口號”說明某些企業(yè)老板還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招工難”還促使過去一邊背誦自由市場經濟無限好教條，一邊對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裝失明的某些官員，開始重視社會保障問題，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方才獲得務工地教育、醫(yī)療等方面的相對平等待遇。

總的來說，“招工難”現象及因此沖擊實現的轉變，在很多方面體現為正面效益，可以認為是市場對過去以來存在嚴重缺陷的市場化的一種糾偏。

需要指出的是，春節(jié)過后的“招工難”，現象上帶有很強的沖擊性（東部、中部、西部地區(qū)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皆存在這種現象），但除了過度依賴外來務工人員的東部沿海部分地區(qū)，在其他地方未必能夠成為常態(tài)化的普遍問題。城市化進程在不斷將務農農民從農村釋放出來，而中西部不少城市除了房地產業(yè)，其他產業(yè)的基礎并不堅實，盡管經過擴張變得更大的城市，新創(chuàng)造出大量的服務業(yè)就業(yè)崗位，卻仍具有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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