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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華】

一、為什么中國會陷入全民教育焦慮？

最近十幾年中國已經陷入了全民教育焦慮。年輕一輩從懷孕之前就焦慮小孩出生后怎么教育，到處在新媒體上找胎教指南。小孩出生后早教班就開始學習文化知識，上幼兒園開始擇校。一些幼兒園擇校還考察小孩的各方面能力和家庭背景。武漢市最惡心，小學開始就分“火班”與非火班，急得家長對小孩的學習從一年級起就不能懈怠，稍想到三四年級后才管已經來不及了。進不了火班就沒有進重點初中、高中以及這些初高中的重點班的希望，進不了重點班就難考上好大學，甚至初中就被普職分流了。

“雙減”之后課外補習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隱蔽了：要么家長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要么有條件的家庭單獨或幾家合起來請家教。某縣教育局副局長都請了有經驗的教師為自己及學校領導的幾個小孩開小灶，不是因為他反對雙減政策，而是不放心自己在全年級成績排名前八的小孩。

教育競爭普遍從過去高中學段下移到初中、小學乃至幼兒園學段；因精神壓力過大，初高中抑郁的學生有增多趨勢。

那么，全民教育焦慮從何而來？

網民火力比較集中的是說高考制度制造了焦慮。當前教育競爭、擇校競爭最終圍繞的都是高考，而新世紀以來，高考經歷了多次重大改革，每次改革都會制造新的矛盾、問題和焦慮，因而社會對高考制度及其改革的批判比較多。

6月7日，2024年全國高考拉開帷幕。中新社記者 何蓬磊 攝

高考改革在沒有經過任何政策辯論的情況下，從過去的“3+2”到“3+文綜或理綜”，再到“3+3”、“3+1+2”，選課和考試制度愈發(fā)復雜，老師、學生、家長都看不懂，還要向“專業(yè)”人士請教，對縣域高中和學生尤為不利。高考怎么改都是要考，怎么考選拔出來的還是那些會考的人，何苦憑空制造諸多不必要的麻煩。

但是恢復高考以后高考制度就存在了，但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有高考改革，但卻沒有出現(xiàn)全民教育焦慮，而這個焦慮主要是在2010年以后才形成的。

在70后、80后高考的年代，家長與學生、家長之間的教育焦慮都不大，學生和家長也沒有擇校的壓力。最多鄉(xiāng)鎮(zhèn)初中與縣一中初中有差距，但是縣一中初中畢竟招收的人數(shù)偏少（200人左右），多數(shù)學生需要在鄉(xiāng)鎮(zhèn)初中完成初中教育，縣一中的大部分學生（2000人中的1800多人）還是要從鄉(xiāng)鎮(zhèn)初中招收，因此，學生的擇校競爭其實不大。也就是說高考制度不是教育焦慮的制造者，而高考改革則最多是加劇了社會的教育焦慮，但不是教育教育的源頭。

還有種說法是現(xiàn)在的80后、90后家長較前輩更重視子女教育，往小孩教育上的投入增加，相互比較和競爭加強，從而加劇了教育焦慮。從調研來看，新一代父母確實更加重視教育了，過去縣域城鄉(xiāng)父母對子女教育直接管得少，放手讓學校管得多，現(xiàn)在父母的教育責任加重，從輔導作業(yè)到預習、復習、提前學習等，父母都要親自掌握、親自抓。

父母要教子女，首先自己得知道怎么學、怎么教，許多知識得重新學一遍，所以在雙減之前大量存在“家長培訓班”。在長沙調查發(fā)現(xiàn)，許多80后父母在小孩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就組織小孩學完了初中數(shù)學、背完了基礎教育階段所有的詩詞。其他父母看到這種情況必然產生焦慮和效仿，推動加強家長對小孩教育的介入程度。

但是還需要討論的是，是先有家長介入小孩教育，加強教育競爭，再有教育焦慮；還是因為教育競爭激烈了，家長的焦慮加重，才有了家長的重視，從而更深地介入小孩教育？

幾乎所有受訪的父母都說不想多管小孩的教育，學校全管了最好，但是因為學校管的、教的不足以讓小孩應對中考、高考競爭，因此家長必須管起來。

城市雙職工家庭如此思考，農村半工半耕家庭亦有此想法。階層分化與競爭也被認為制造了全社會教育焦慮。中國社會在加劇分化，甚至農村社會的分化也已經非常大了。在社會有階層分化但是階層分化又沒有固化的情況下，下層、中層希望自己的子女向上流動，中上層、上層則希望通過教育保持自己的階層位置，甚或阻止下層、中層向上流動，因此教育競爭的背后是階層之間的競爭。

階層分化越大，競爭越激烈，教育焦慮也就越深。表現(xiàn)就是不同階層的家庭都在通過不同的形式參與、介入子女教育，農民工家庭年輕母親返鄉(xiāng)陪讀，不惜犧牲一個壯勞動力的務工收入；中產階層不僅給子女補習文化課，在綜合素質上也不遺余力；上層則在保證子女應試能力的基礎上，加強綜合能力的培養(yǎng)，甚至直接更換子女競爭的賽道（如就讀國際班）。不同階層之間信息是透明的，上層、中層的行為給予了中層、下層家庭以示范，刺激了教育競爭和焦慮。

資料圖電視劇《小舍得》劇照

同樣的問題是，是先有一定強度的教育競爭和焦慮，才加劇了不同階層參與教育競爭的動力，從而有不同的行為表現(xiàn)，還是先有階層之間的分化與競爭，才有了不同階層之間的競爭行為，最后制造了全民教育焦慮？

在教育研究領域更多地把全民教育焦慮歸結為基礎教育的非均衡性?；A教育的不均衡是事實，包括城市與縣域的不均衡，省城和地市的城市化、現(xiàn)代化更高，集中了較多的資源，因而教育資源也較縣域豐富，那么，在縣域就讀的學生及其家長就會產生較大的教育焦慮，并千方百計地送自己的子女到省城和地市學校就讀、享受優(yōu)質教育資源。

還包括縣域內部城鄉(xiāng)之間、不同學校之間的不均衡。縣城的教育資源要比農村的教育資源豐富，經濟相對發(fā)達鎮(zhèn)的教育資源一般也要強于普通農業(yè)鎮(zhèn)，這也會造成在教育資源相對薄弱地區(qū)就讀的學生及其家長有較強的教育焦慮，因而會努力向教育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qū)流動。

相反，若是在縣域內城鄉(xiāng)之間、各鄉(xiāng)鎮(zhèn)之間的教育資源相對均衡，縣域與省城、地市之間的教育資源相對均衡，也就是所有高中之間、初中之間、小學之間的教育質量相對均衡，乃至所有班級都相對均衡。按照劃片招生原則，每個學生在本片區(qū)學校就讀就能夠享受均衡的、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社會也就不會有教育焦慮，學生也不會舍近求遠、流動到其他地區(qū)（片區(qū)）去就讀。所有學校都一樣，也就不存在擇校和分班問題，高考競爭變成了純粹的學生個人奮斗的問題，也就不會存在社會的教育焦慮。

但問題是，高考指標是既定的，需要競爭才能獲?。唤逃Y源是稀缺的，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才能參與高考指標的競爭。那么，資源只要有集中，分配就必然存在不均衡性，就一定會有優(yōu)質學校和普通學校的區(qū)別，而優(yōu)質學校的學位是有限的，也要通過競爭獲取，因此一定程度上會制造教育焦慮。

因此，關鍵不是消除教育焦慮的問題，而是將教育焦慮控制在一定程度的問題。也就是要保證教育不均衡要保持在某個水平上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