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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步終究沒有邁出去。從漢朝的張騫到唐朝的玄奘，都知道波斯的存在，但完全沒能理解它作為東西方樞紐的意義。更無法想象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波斯就已成了一個疆域遠超秦朝的世界帝國，而在田氏代齊那一年（前475），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就在都城修建了“萬國之門”。甚至可以說，將波斯諸國理解成是諸胡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個“天下”，算是中華歷史上最嚴重的認識誤區(qū)之一，以至于在安史之亂后，也未能明白薩珊解體、阿拔斯興起和呼羅珊東遷等一系列大變動的意義。在唐朝人編纂的《周書》中關于“異域”波斯的記錄如下：“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戶十余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寶物?！眱热莶⑽闯觥妒酚洝泛汀稘h書》的準確和細致程度。

一方面當然是客觀條件所限，另一方面卻也是主觀思維所致，中華之外都是蠻夷，絕不能再有其他“天下”，這是中華中心時代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政治正確”，不可動搖。對于中華之外各蠻夷戎狄的記錄，真實程度不重要，記錄方式才重要。大明王朝時的《明會典》記錄了110多個朝貢國，都是以這種“正確”的記錄方式各就各位地點綴在偉大的中華中心周圍。

所以說，“中華中心論”是必然的，因為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內，中華中心是一個巨大的客觀存在，直到今天仍產生著各種影響。但是這一觀念也是先天不足的，隨著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博物學等科學體系的發(fā)展，基于全球范圍的現(xiàn)代化世界觀和歷史觀也隨之建立，各個“地區(qū)性”中心也就紛紛瓦解了。所以，完全無視“中華中心論”和繼續(xù)堅持“中華中心論”兩種立場都是錯誤的，前者脫離歷史，后者脫離現(xiàn)實，而真實世界的復雜性正在于它是由歷史和現(xiàn)實共同塑造的。

“西方中心論”的必然性和虛假性

但是，如果說“中華中心論”是地區(qū)性的，隨著全球史觀的建立而終結，那么為什么“西方中心論”不是地區(qū)性的，反而被樹立為全球唯一正統(tǒng)觀念了呢？

湯因比說過，“近代西方驚人成就的秘密，在于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此言不錯，如果將“近代西方”視為一個世界帝國，那么與波斯帝國、蒙古帝國這些早期的帝國相比，“精神武器”正是西方帝國的一個偉大發(fā)明，而“西方中心論”則是其武器庫中的“核武器”。

其必然性無須多說，西方帝國是第一個全球帝國，在五百年的時間里成功建立起了世界霸權，而“西方中心論”就是世界霸權的必然產物。當其他文明中心都屈服在其世界霸權之下并先后宣告了自己的終結，“西方中心論”也就成了唯一的正統(tǒng)觀念。其中的邏輯是：我不是中心我怎么會成為統(tǒng)治者？怎么會成為引領者？

平心而論，“西方中心論”也并非沒有其客觀基礎，因為這是唯一得到現(xiàn)代科學知識支撐的觀念。西方人發(fā)明了科學，隨之將其服務于其霸權事業(yè)，別人也說不了什么。

但是，科學可以服務于求真，也可以服務于造假，而一旦假學術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外人極難識破。

不幸的是，由于中國人直到很晚才開始接觸這個“近代西方”，而未等“西學東漸”過程完成就直接遭遇了猛烈的“西力東擊”，鼻青臉腫之后才開始昏頭昏腦地解讀西方，所以長期以來都屬于受到“西方中心論”迷惑最深的那一類“外人”，很多人直到今天仍不能識破西方真相。

從歷史上看，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乃至蒙古人和突厥人，都比中國人更早接觸并認識到“近代西方”的前世今生。但正如前面所述，波斯和阿拉伯實際上構成了中華通往西方之路的隔阻，結果導致中國人未能更早地越過這個屏障了解地中海和西歐大陸發(fā)生的事情，而近代之后中國人的關注眼光又被吸引到了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身上，導致了進一步的混亂。

其實，如果試著站在伊朗高原或者小亞細亞半島俯瞰西方世界，梳理西方歷史，“西方中心論”的虛假之處幾乎一覽無余。

首先可以看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地中海文明與“近代西方”文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并不是一個觀念就能籠統(tǒng)概括的。在公元一千紀這個時間里，兩者的區(qū)別相當于東亞的中原文明與北方草原文明之間的差別，前者歷史悠久、燦爛輝煌，后者幾乎沒有早期文明史，漆黑一片。

接下來會看到，大約與魏晉南北朝這個“五胡亂華”的黑暗時期同時，羅馬帝國也遭遇了自己的“五蠻族亂羅馬”，那些目不識丁、茹毛飲血的蠻族，如汪達爾人、東哥特人、西哥特人、倫巴第人、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等，也包括大舉西進的匈奴人，逐步侵入并占領了整個西羅馬，使這一地區(qū)的文明幾乎倒退回史前時代。

公元5世紀西羅馬解體后的蠻族世界

一旦將西羅馬的滅亡理解為一個文明的消失，也就不難理解，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中世紀”、“黑暗時代”，因為“近代西方”崛起于蠻族的故土西歐大陸，大約從公元兩千紀初期的“十字軍東征”才剛剛萌芽，到今天不過才一千年的文明史；而希臘-羅馬文明則屬于環(huán)地中海世界，從古埃及、古蘇美爾時期算起直到西羅馬滅亡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兩個文明之間不僅在時間上是斷裂的，在空間上也是斷裂的。既然沒有多少延續(xù)性和繼承性，何來“中世紀”？

“近代西方”各文明中心與所謂的雅典、羅馬、耶路撒冷（黃色星標）三大起源不屬于同一個文明圈（紅色直線是公元396年東西羅馬分裂劃界線，藍色直線是1946年丘吉爾演講的“鐵幕”劃界線，綠色直線說明兩個東西方劃界完全不在一個區(qū)域。）

事實上，羅馬文明解體后有三個遺產繼承者，即西羅馬、拜占庭和阿拉伯。由于西羅馬完全淪陷于蠻族的占領，真正的繼承者只有拜占庭和阿拉伯。也就是說，若論文明的傳承，東地中海地區(qū)遠比西地中海地區(qū)更具有傳承人的資格，更帶有文明的連續(xù)性。換句話說，真正的“中世紀”與西歐無關，其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

繼續(xù)往下看，從西歐蠻族王國針對東地中海地區(qū)的“十字軍東征”開始，真正的“近代西方”誕生了。它從對外征服和掠奪中獲得了生命，同時也獲得了文明發(fā)展的動力。大航海的開始和美洲的發(fā)現(xiàn)，是“十字軍東征”的擴大和繼續(xù)，正是依靠來自非洲的奴隸和來自美洲的金銀，這個最新的文明開始了爆炸式的發(fā)展，終于，通過“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它把十字軍精神貫徹到了面向整個地球的征服事業(yè)當中，直到建立起它的全球霸業(yè)。

“西方中心論”就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近代西方”為自己的全球霸業(yè)尋求合法性而將其人為創(chuàng)造出來，主要的工作則是由18-19世紀的日耳曼歷史學家群體完成的。他們通過區(qū)別“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演進的歷史”和“靜止的歷史”等貌似科學的概念，有選擇地將古代文明史重新編造成一個連貫的、有利于西歐的“世界歷史”。

只要讀一讀黑格爾、蘭克、韋伯這些人那些如同空中樓閣一樣的“歷史哲學”著作，就可以明白偽造“世界歷史”有多容易。在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單線歷史當中，中國和印度一定被排除在世界歷史的局外，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也一定被當作“野蠻文明”被邊緣化、妖魔化，剩下的就是一個從古埃及、古蘇美爾開始，經過了雅典、羅馬、耶路撒冷這個“古典時代”，進入了千年“中世紀”之后，通過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接到了近代的宗教改革、工業(yè)革命時期，最終來到了現(xiàn)代自由民主這樣一個光輝道路。

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騙局之一，沒有什么比這個歷史故事更虛假的了，也沒有什么比這個虛假歷史更有害的了。直到今天，全世界的學生們仍在接受著這套說辭的洗腦，在自以為掌握了世界歷史淵博知識的同時，也在頭腦中自行植入了一個曠世謊言。

今天的世界，西方的全球霸權已開始解體，五百年一次的大變局正在發(fā)生，那些支撐了西方全球霸業(yè)的“精神武器”也都將失去效力。無論從哪個方面講，中國都應該在這個歷史時期有所擔當，有所作為。今天的《人民日報》文章中說：“在這個時間與空間的交匯點上，沒有什么能比‘機遇’這兩個字更能揭示中國的當下、昭示民族的前程，沒有什么能比‘歷史性’這一詞匯更能描繪這個機遇的涵義和意義。”

拆解掉虛假的“西方中心論”，還真正的歷史以本來面目，讓包括中華中心在內的各個歷史上的中心都各就各位，各回各的歷史時空，這也是中國學界當下的一個歷史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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