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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漸進派”

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一些人意識到，在過去十年，重振美國本土產業(yè)已經成為美國的政治共識——老百姓擁護、兩黨政客支持，獲得了充分的政治授權，成為國家的政治選擇和歷史選擇。而如果美國要重振本土產業(yè)的話，可能確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用關稅手段（雖然關稅不是重振本土產業(yè)的充分手段，但可能是必要手段）。

所以，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可能是一個企業(yè)需要看清、接受并適應的“政治現(xiàn)實”。其次，很多人長期不看好中美關系，認為中美地緣政治博弈已經實質成為“新冷戰(zhàn)”，長期是漸行漸遠的態(tài)勢，成為多極世界里的兩極。

“在商言商”，在不帶入任何意識形態(tài)、政治判斷、價值判斷的情況下，企業(yè)只出于規(guī)避風險、最大化收益的目的，也認為有必要在供應鏈上做一定的布局——具體不妨總結為三條，一是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不是清零，只是減少）；二是增加對“友岸”的布局；三是參與產業(yè)回流美國（在政治上也能加點分）。

至于關稅，如果已經認為對中國加征關稅是必需的，那問題就回到了如何加征，以什么的節(jié)奏，什么樣的范圍，什么樣的方式等技術問題。漸進派認為，短期大幅加征關稅是供應鏈不能承受的，也會給美國本土物價帶來較大沖擊。

更加“現(xiàn)實”的方式，是在一個更長的時間段里逐步加征關稅。里面具備幾個因素，第一是明確的目標（60%就是一個目標），第二是給出清楚的時間期限（多少時間內完成），第三是時間足夠寬裕，但也不能太松弛。“以時間換空間”，在漸進加征關稅的周期里，企業(yè)對關稅做出反應，逐步在中國以外構建供應鏈。

像馬斯克（企業(yè)家+幕僚）、貝森特（提名財政部長、企業(yè)家、金融家、幕僚）、托馬斯·弗里德曼（有一定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都以直接或委婉的方式提出了漸進方案。關稅（包括全面關稅）是有必要的，但要慎用，要用就用好。

“漸進派”其實也可能是“拖字訣”。特朗普畢竟只有四年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只要不一蹴而就加征關稅，后面就都有機會，因為政治變化比構建產業(yè)鏈快得多、容易得多，他們也寄希望于中國國內經濟政策和環(huán)境的變化。

例如如果中國的內需大幅有效提升，或者找到了替代的海外市場，得以消耗產能，減少美中雙邊貿易不平衡，也有可能減少加碼美中貿易戰(zhàn)的政治壓力。但所有人都明白，美國這次是產業(yè)邏輯，最終要的是產業(yè)回流。無論是中國本土消費，還是“友岸外包”，都不能解決美國本土的產業(yè)問題。

但只要有漸進派的呼吁，提出看似可行的方案（例如，“三年加征到60%”），特朗普就更難下決心依此大幅加征關稅。

3.“精準打擊派”

“漸進派”關注的是加征關稅的時間、節(jié)奏問題；“精準打擊派”關心的則是關稅的范圍——核心在于，他們認為不應該不分品類地對所有商品加征“全面”關稅，而只需要對有戰(zhàn)略重要性（產業(yè)戰(zhàn)略或安全考慮）的資源、產業(yè)、產品（包括組件）加征關稅就可以了。

舉例，中國仍然出口大量低附加值的產品，例如在Temu和亞馬遜上售賣的各種小玩意兒——從紡織品、玩具到各種日用品。這些商品有中國品牌，也有美國品牌和國際品牌。很多商品也并沒有戰(zhàn)略重要性和產業(yè)重要性。按美國的現(xiàn)實情況，不可能將所有產業(yè)都帶回本土。

所以，加征全面關稅唯一可以確定的結果是，顯著提高老百姓日常購買商品的價格。也許中國供應商和跨國公司還可以慢慢尋找替代市場（包括中國本土市場）、調整全球供應鏈，逐漸改善經營狀況，但美國老百姓面對的價格提升卻是立即發(fā)生、實實在在的。

因此，“精準打擊派”主張對特定產業(yè)和產品加征關稅。這其實是貿易官員一直以來更喜歡的做法，例如拜登政府推動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并且禁止中國生產的汽車聯(lián)網硬件及軟件進入美國。這就是對有一定戰(zhàn)略價值的產業(yè)定點打擊。

還有一個拜登政府和特朗普過渡政府都討論的，就是對中國征收“芯片組件關稅”，即終端產品是哪國生產，只要包含中國制造的芯片，就要加征關稅，其目的也是打擊和限制戰(zhàn)略產業(yè)（科技戰(zhàn)略、安全戰(zhàn)略）。

“精準打擊”的要義是避免全面關稅所導致的不必要的經濟成本。只要有這種聲音在，能向特朗普證明其價值，并能夠對美國公眾宣傳，換回一定的輿論認可和政治加分，也是特朗普由于大幅加征全面關稅的替代政策。

主張精準打擊的，有企業(yè)和機構，也有貿易問題專家（可能是前官員、智庫學者，或學院學者）。

4.反通脹

能源價格帶動一攬子物價下調？哈里斯輸?shù)舸筮x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過去三年多美國的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盡管通貨膨脹率已經得到控制，但物價的絕對水平很難再壓下去。特朗普當選后也已公開承認這一點?，F(xiàn)在就寄希望于通過全面開放油氣行業(yè)，把能源價格壓下去，同時帶動整個物價指數(shù)下調。

美國快餐價格在過去十年中快速上漲 Voronoi

問題是，到底能源價格能以多快的速度調整，以及這種價格調整能夠在多大程度傳導到食品雜貨和房屋價格，是有很大不確定性的，經濟學家之間也有很大分歧。但加征關稅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卻是“立竿見影”的。這就帶來了問題：是否應該先把能源價格壓下來，減輕物價方面的壓力，然后再伺機推動關稅政策，還是說，上來就加征關稅，寄希望于通過能源同步解決物價問題？更安全的辦法似乎是前者。

美國基層民眾——無法承擔更多的通脹：民眾既希望看到產業(yè)回歸本土，期待更多的高質量就業(yè)機會，但同時又沒有能力承擔物價的進一步上漲。問題在于，產業(yè)回歸個“慢活兒”，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更多時間才能見效；而物價上漲是“立竿見影”，很快就能發(fā)生效果的。如果老百姓短期內看不見新的就業(yè)機會，同時眼見加征關稅導致食品雜貨價格進一步上漲，高通脹又回來了，馬上就會轉變?yōu)閷ΜF(xiàn)實的不滿情緒，給特朗普政府巨大的政治壓力。

宏觀經濟學家、中央銀行家、企業(yè)——如果因為加征關稅導致通脹抬頭，美聯(lián)儲不僅會放棄降息通道，而且可能不得不加息。這就會推高利率，抑制企業(yè)/資本投資，同時提高老百姓的按揭成本。減稅 + 加息導致資本流入，推高美元，也會降低美國出口商品的吸引力，減少企業(yè)在美國布局產業(yè)的動力。

總而言之，美國通脹再次抬頭的話，既不利于經濟，也不利于民生，對于所有人來說都是壞消息。特朗普真的能夠承受加征關稅帶來的諸多成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