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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隨著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與美國分裂的社會中崛起，有著深厚右翼底色的印度執(zhí)政黨——印度人民黨（BPJ）中，出現(xiàn)了與歐美右翼勢力開展進一步接觸交流的呼聲。這樣的路線是否具有可行性？反映了印度執(zhí)政黨內部的哪些傾向？又會對歐美國家的國內政治與國際形勢產(chǎn)生哪些影響？

亞洲協(xié)會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知名戰(zhàn)略研究員拉賈·莫漢（C. Raja Mohan）在美國“外交政策”評論網(wǎng)站撰文，就該話題發(fā)表意見。觀察者網(wǎng)全文翻譯，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拉賈·莫漢，翻譯/觀察者網(wǎng) 郭涵】

印度人民黨（BPJ）能否走向全球？在歐洲和美國的右翼勢力卷土重來之際，印人黨能否與志同道合的西方民族主義政黨開展合作？

7月初，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全國保守主義會議上，有人提出了印人黨應該與美國右翼接觸的主張。這場會議由總部設在荷蘭的埃德蒙德·伯克基金會主辦，旨在建立一個反對自由主義的全球陣線，現(xiàn)已成為美國與歐洲民族主義右翼政治力量的重要交流場所。今年年初，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一場類似會議上，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與英國的“脫歐設計師”奈杰爾·法拉奇等知名右翼人士都發(fā)表了主題演講。

印人黨的兩位智囊代表——拉姆·馬達夫（Ram Madhav，印度人民黨前總書記）與斯瓦潘·達斯古普塔（Swapan Dasgupta，前記者，印度議會上議院提名議員）在華盛頓的會議上發(fā)表演講，呼吁印度與全球的右翼政治勢力進行協(xié)商與合作。雖然兩人不能代表印人黨的官方立場，這依然是印度右翼人士第一次參加美國的全國保守主義會議。

當?shù)貢r間7月9日，印度人民黨前總書記拉姆·馬達夫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全國保守主義會議上演講。 視頻截圖

表面上看，印度與西方的民族主義右翼力量開展務實合作的想法似乎過于脫離現(xiàn)實。雙方存在真實的隔閡，至少就彼此的本土主義、宗教與對其它問題的焦慮而言。然而，這樣的初次接觸不應該被徹底否定。他們可能會帶來一些有意思的結果，尤其是對印度和印人黨而言。

潛在的結果包括擴大印度政治精英與世界的接觸，這樣的接觸渠道傳統(tǒng)上由印度的左翼力量主導。更進一步的交流同樣有助于化解印度右翼逐漸積蓄的反西方情緒，以更細致入微的方式了解歐洲和北美當前的政治旋渦。新建立的聯(lián)系也能為西方右翼政治勢力提供更廣泛的、來自非西方世界的支持基礎。

長期以來，印度左翼精英與國際左翼精英之間的聯(lián)系始終主導著印度的國際主義。在20世紀之交，印度的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共產(chǎn)主義者與他們的西方同行建立了深厚聯(lián)系。印度獨立以后的數(shù)十年時間里，他們同英國的工黨、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有熱絡的往來。但到了20世紀末，隨著印度國大黨（INC）與各社會主義政黨組織結構的削弱，他們與西方左翼政黨開展機制性交流的能力也隨之衰退。

印度與西方右翼政治的聯(lián)系則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比如，20世紀20到30年代，在歐洲興起的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政黨給當時的印度右翼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者如軍隊般的紀律、嚴密的組織架構以及社會動員能力，就連當時西方民主國家的許多人都覺得印象深刻。

1931年初，印度教民族主義領袖穆杰（B.S. Moonje）前往意大利會見了墨索里尼。穆杰認為，可以參照墨索里尼的全國性法西斯青年組織——巴利拉（Balilla）為范例，將信奉印度教的青年人重塑成一支活躍的政治力量。

為了削弱英國，墨索里尼和德國納粹領袖希特勒均向印度的右翼與左翼民族主義團體提供支持。1941年，印度民族主義者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Subhas Chandra Bose）移居戰(zhàn)時的柏林，為了加速推翻英印殖民當局，他選擇與希特勒結盟。但鮑斯的政治取向令人無法恭維。為了推翻英印殖民當局，他愿意擁抱任何來自外部的支持。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印度左右兩派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他們對英國在歐洲的敵人（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同情。然而，這些接觸并沒有轉化為印度與西方右翼勢力（不管是德國和意大利的極端形式，還是其它地方的民族主義民主政黨）在政治、經(jīng)濟或意識形態(tài)議題上的深入交流。

作為印度人民黨的前身，印度國民志愿服務團（RSS）是一個代表右翼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半軍事組織。外媒

印度教民族主義直到21世紀初才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因此發(fā)展國際交往的步伐緩慢。印人黨最初的工作重心是與海外英語世界中的印度僑民建立聯(lián)系。近年來，作為執(zhí)政黨，印人黨的國際聯(lián)絡工作遵循著“幫助外界更好地認識印人黨”的方針，開始同更加廣泛的國際參與者（包括駐新德里的外交使團）建立聯(lián)系。此外，它還在本地區(qū)積極開展外聯(lián)活動，與越南的共產(chǎn)黨、斯里蘭卡的佛教徒及尼泊爾的印度教徒發(fā)展關系。

印人黨與西方保守主義者發(fā)展的關系不同于這種有限的外聯(lián)活動。前者將為現(xiàn)代印度的國際主義增添右翼的色彩。

其次，與歐美右翼政黨的交流有助于印度保守主義精英對西方社會及其政治形成更全面的認識。無論是印度的左翼還是右翼政黨，都有一種將西方整體上視作一個“充滿敵意的黑箱”的強烈沖動。印度左翼在20世紀70年代初走向激進化，整體上更加敵視西方，他們對西方的政策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下意識的反對，導致幾乎容不下應該區(qū)別對待西方社會及其內部分歧的觀點。

印度右翼對西方的敵意則來自另一個方向：他們認為西方價值觀對印度的文化與宗教構成了威脅。不過，這樣的擔憂并沒有阻止印人黨的前身——印度人民聯(lián)盟（BJS）——在冷戰(zhàn)期間采取普遍的親西方態(tài)度。當時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一方面執(zhí)意反共，批評執(zhí)政的國大黨與蘇聯(lián)交好；另一方面則與西方國家陷入無謂的爭吵。但作為一股保守的文化力量，新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對他們眼中“西方文化的污染性影響”深感焦慮。

鑒于亞洲地緣政治的不斷變化，印人黨的兩位總理——瓦杰帕伊與莫迪——在戰(zhàn)略上做出了更加接近美國的重要決策，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然而，西方對莫迪國內政策的批評正在增加印人黨內部的擔憂。許多印人黨成員無法真正認識到這些批評主要來自西方的自由派；相反，他們將其解讀為西方對印度的普遍敵意。

可以肯定的是，華盛頓的政策并沒有反映出西方對印人黨的擔憂，即使是在重視傳播民主的拜登政府時期也是如此。印人黨與西方右翼開展新一輪接觸有助于該黨更好地認識到，西方并非鐵板一塊，而是有眾多內部爭論與派別。進一步加深了解有助于印人黨，進而是印度，對西方形成更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