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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而沒有走出內戰(zhàn)

觀察內戰(zhàn)前的敘利亞社會，在種族組成上，約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包括約50萬巴勒斯坦人與多達130萬的伊拉克難民，庫爾德人約占9%，其他則是數(shù)量較少的亞美尼亞人、切爾克斯人和土庫曼斯坦人；在宗派組成上，根據2005年統(tǒng)計數(shù)據，74%的敘利亞人口為遜尼派穆斯林，阿拉維派約占12%，德魯茲派占3%，另外還有其他少數(shù)教派，基督徒則占10%。

基本上如果單就種族組成來看，只要阿拉伯人團結，就能形成壓倒性多數(shù)，維持政權穩(wěn)定，而這似乎也是過去阿薩德政權的著力點。觀察父子兩人統(tǒng)治敘利亞的敘事工程，除了隨處可見的個人崇拜，基本就是復興黨的基礎意識形態(tài)：呼吁阿拉伯人團結的泛阿拉伯主義，再結合反帝國主義、反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

平心而論，這種敘事工程也算符合敘利亞的族群組成：用泛阿拉伯主義凝聚敘利亞阿拉伯人，用其他主義團結少數(shù)族群。只是如前所述，在宗派視角上，阿拉維派與遜尼派的仇恨根深蒂固，阿拉維派以少數(shù)身分壟斷重要機構與安全部門、哈馬大屠殺的傷痕長年橫亙，都讓雙方的和解進程遲滯不前。

此外，阿薩德政權對少數(shù)族群的高壓統(tǒng)治，也掏空了敘事的團結能量。例如哈菲茲·阿薩德在1973年啟動了“阿拉伯帶”（?????? ??????）計劃：沿著敘土邊界設立寬10至15公里、長度超過375公里的狹長地帶，強制遷出當?shù)?4萬名庫爾德人，改由阿拉伯人前往定居，而該地的庫爾德地名，也被與傳統(tǒng)和歷史無關的阿拉伯名稱強硬取代。雖說“阿拉伯帶”計劃在1976年結束，遭驅逐的庫爾德人卻不被允許返回故土，這當然也為日后沖突埋下火種。

因此可以這么說，內戰(zhàn)爆發(fā)前的敘利亞無疑是中東強國，經濟繁榮、軍容壯盛，男女識字率都超過70%，在中東名列前茅，但也正因如此，國家建構的失敗一直被現(xiàn)代化的表象遮掩。在國家發(fā)展的一片榮景下，不滿阿薩德與阿拉維派的各方長期噤聲，他們并非無心反撲，而是在等一個時機，最后也等到了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的內戰(zhàn)爆發(fā)。

從結果來看，內戰(zhàn)不只震碎阿薩德政權壟斷的上層結構，放出壓抑許久的族群沖突能量，也因為大國競相參與敘利亞的族群沖突，而讓分裂狀態(tài)變得更加復雜：代表阿拉維派的阿薩德政權以伊朗、俄羅斯為靠山；東北的庫爾德武裝成了美國代理人；西南的德魯茲人則與以色列眉來眼去。

基本上，這個結構既貫穿內戰(zhàn)本身，又持續(xù)到了今日，導致敘利亞看上去已經走過內戰(zhàn)，實際上卻沒有真正走出內戰(zhàn)。

首先是從云端跌落谷底的阿拉維派。在伊朗與俄羅斯的共同支持下，代表阿拉維派的阿薩德政權茍延殘喘多年，卻還是毀于兩國的各自分身乏術：伊朗“抵抗軸心”被這輪以巴沖突重創(chuàng)、俄羅斯則深陷烏克蘭戰(zhàn)場。而阿薩德政權的垮臺，也意味阿拉維派苦難歲月的到來，遜尼派摩拳擦掌要為哈馬大屠殺復仇，過去受到阿薩德政權壓迫的各方，也都把氣出在阿拉維派身上，兩股脈絡共同交織，導致了針對阿拉維派的宗派仇殺，以及3月以來的“沿海安全行動”。各種場景情節(jié)似曾相識，宛如阿拉維派版的“哈馬大屠殺”，只是死傷規(guī)模小于當年。

而一連串沖突也暴露了兩個政治現(xiàn)實。第一，敘利亞臨時政府目前所能進行的國家建構也相當有限，沙拉本人或許沒有授意部下屠殺阿拉維派，卻也明顯控制不了基層士兵的各行其是；第二，大國介入的底色并未完全淡去，親阿薩德武裝在過程中還是與黎巴嫩真主黨有所聯(lián)系，伊朗也公開批評敘利亞臨時政府的屠殺，德黑蘭顯然想要恢復在敘利亞的補給線與地理通道，維系“抵抗軸心”的地緣能量，而阿拉維派就是最好代理人。

時至今日，臨時政府雖然宣布騷亂結束，親阿薩德武裝卻仍在敘利亞西部活動，沒有解除武裝、更沒有談判整合的跡象。當然，這些武裝看起來沒有顛覆政權的能量，但臨時政府軍似乎也沒有徹底清剿的能力。

3月7日，一支軍事車隊前往拉塔基亞，參加在阿勒頗與前總統(tǒng)阿薩德有關的武裝分子戰(zhàn)斗。 Reuters

再來是與美國關系密切的庫爾德武裝SDF?；旧蟽葢?zhàn)爆發(fā)以來，東北的庫爾德人武裝割據，就是美國介入的直接結果，土耳其也因此有了“切斷庫爾德人聯(lián)系”這個入侵敘北的現(xiàn)實借口。而美國的考量其實與伊朗類似：要培養(yǎng)自己的代理勢力，尤其是在準備撤出中東、轉向印太的戰(zhàn)略背景下；而庫爾德人苦阿薩德政權已久，如今能爭取形同獨立的自治地位，當然也樂于接受美國的橄欖枝。

這種離心傾向一直延續(xù)到了敘利亞變天。2024年12月阿薩德政權垮臺后，SDF雖在美國調解下與親土耳其武裝達成?；饏f(xié)議，也未公開反抗臨時政府軍，其基層士兵卻還是不斷與雙方爆發(fā)小規(guī)模沖突，SDF更明顯不愿成為“敘利亞人”，所以并未參加最初整合反對派武裝的協(xié)議談判。現(xiàn)在之所以愿與臨時政府簽署協(xié)議，當然還是出于美國的強烈要求，只是協(xié)議本身只有方向沒有細節(jié)，最終到底能讓庫爾德武裝與中央整合到什么程度，恐怕就像臨時政府對阿拉維派的安全保障，都是結果說話的未知數(shù)。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庫爾德武裝經歷多年內戰(zhàn)淬煉，提升的不只有戰(zhàn)斗能力、還有自治傾向，如果臨時政府沒有祭出更強力施壓，光憑一紙協(xié)議、美國協(xié)調，就要庫爾德人解除武裝、重返阿薩德時代狀態(tài)，恐怕不太容易。

接著是立場曖昧的敘利亞南部德魯茲人。從地理分布來看，德魯茲人與庫爾德人處境類似，都是散居中東四國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敘利亞，接著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約旦。因此早在內戰(zhàn)爆發(fā)時，敘利亞德魯茲人就選擇接受“以色列德魯茲兄弟”的軍援，提高自己與遜尼派武裝的對峙底氣，部分德魯茲高層甚至一度受以色列庇護。而以方的考量也是相當明顯：只要幫助相對親以的德魯茲人建國或實質自治，就能在敘以之間形成緩沖帶，有助以色列維護國家安全。

當然，從后續(xù)發(fā)展來看，內戰(zhàn)并沒有讓以色列實現(xiàn)目標，但阿薩德的垮臺顯然又讓以色列看到希望，所以趁亂直接發(fā)動了入侵，既要對敘利亞南部三省“去軍事化”，也嘗試再與德魯茲人創(chuàng)建關系。而德魯茲人的公開立場當然是譴責以色列占領，實際互動卻又不是如此：德魯茲人收下了以軍送來的人道援助，且還同意100位德魯茲高層在以色列安排下參訪戈蘭高地。接下來，以色列還將開放敘利亞德魯茲人的工作許可，后者同樣沒有拒絕。

顯然，德魯茲人正在成為以色列的名目與扶持對象：如果成功讓敘以邊境的德魯茲人自治，以色列就多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如果德魯茲人與敘利亞臨時政府軍爆發(fā)沖突，以色列就更有借口駐軍敘利亞南部，因為要“保護我們的德魯茲兄弟”，事實上這已逐漸成為以色列現(xiàn)在的宣傳風向。

整體來說，不論是阿拉維派、庫爾德人或德魯茲人，面對臨時政府的統(tǒng)合支配，都展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抗拒：出身阿拉維派的親阿薩德武裝拒不妥協(xié)，并且尋求伊朗支援；庫爾德人雖然同意簽署協(xié)議，卻還想維持自治空間；德魯茲人雖然沒有嚴厲拒絕臨時政府，卻也同樣沒有抗拒以色列。

2024年12月17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赴敘利亞緩沖區(qū)內的內戰(zhàn)略要地黑門山視察及聽取軍事簡報。 FB@Government Press Office

而這種支配與抗拒的拉扯，顯然不是政體的改換可以解決。因為政治實體與國家社會要能建立秩序，關鍵還是被治理者要對所屬群體產生認同，進而服從治理者的支配。當然凝聚認同的方式軟硬皆有，但核心原則還是完善治理；正如外界要拆解一個國家的內部團結，方法同樣五花八門，但萬變不離其宗還是利誘拉攏，歷史上的帝國解體、改朝換代，案例已經多不勝數(shù)。

無論如何，一旦脫離“有歸屬才能支配”的前提，不論國家是專制或民主，都可能因為小小的內部裂痕，而逐漸走向內部秩序的部落化，敘利亞內戰(zhàn)是典型案例，歐美近來的極右崛起、文化戰(zhàn)爭當然也是一個剖面：執(zhí)政的進步派精英既無法挽救經濟的失落危機，也沒能彌合圍繞身分政治的內部分歧，導致越來越多選民流向了“極右派強人”。

其實即便是阿薩德已經跨臺的當前敘利亞，也依舊深陷治理失能、統(tǒng)合未成的泥淖，總統(tǒng)沙拉簽署憲法宣言當天，以色列甚至還空襲了大馬士革。這種內有割據、外有強敵的狀態(tài)，不論政體最終走向專制或民主，凝聚認同都是相當艱巨的挑戰(zhàn)。

當然，把“阿拉伯之春”視作“民主化”，原本就是種粗暴的失真簡化，因為即便忽略歐美的域外介入，光是推動“阿拉伯之春”的本土勢力，就不只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一般民眾，更有希望攫取權力的其他參與者，例如敘利亞的非阿拉維派武裝與庫爾德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與反穆巴拉克派系、利比亞的卡扎菲敵對部落。換句話說，“阿拉伯之春”的本質還是改朝換代，而無關傲慢傳教視野下的啟蒙與進化。

回顧敘利亞的分裂本身，其病根早在獨立前就已種下，再加上內戰(zhàn)后的大國介入，短期內似乎也難尋解方。此前不少聲音認為，推倒阿薩德這個獨裁政權，敘利亞未來就能走向民主、迎來自由的喜悅與繁榮，其實從當前局勢來看，這恐怕還是過度樂觀的想象。

畢竟從獨立以來，敘利亞的深刻命題就不是民主或獨裁，而是各方對于這塊彼此共生的家園，始終缺乏了共同的國家愿景，也沒有統(tǒng)一的身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