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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負方案》中規(guī)定，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不允許紙筆測試。結果在教育實踐中，又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進行替代。我于2018年1月在浙江某區(qū)調研時，恰逢期末考試之際，當時一所實驗小學正在籌備一二年級的期末考試，由于不能采取紙筆考試的形式，學校不得不實行游戲測試，即在游戲過程中展示自身所學習的東西，考試內容實際上還是原來紙筆考試的內容，只是學生不用筆寫出來，而是用口說出來。然而，這樣一場考試所花費的人力、物力遠遠超過紙筆考試的成本。實驗小學為了布置具有趣味性的考場，大概花費了數(shù)萬元的成本。

有人說，實行“幼兒園的去小學化”、“小學一二年級不采取紙筆考試”，是由于學生的手指發(fā)育不全，寫字對孩童的手指發(fā)育會有影響。那70后、80后、90后、00后從幼兒園時開始寫字、認字，怎么沒有出現(xiàn)手指發(fā)育不全、影響工作和生活的問題呢？

第11條，“嚴禁發(fā)布考試成績和排名”。在這一條中，不僅“嚴禁教育部門、學校以任何方式公布中小學生考試成績及排名”，而且規(guī)定“學校不得舉行中考、高考‘誓師大會’，不得發(fā)布中考、高考‘喜報’，不得標榜或變相標榜‘學霸’和中考、高考‘狀元’”。

禁止“排名”已是老生常談，我一直持批判態(tài)度，我始終認為，考試與排名在學校中是必要的，只要有競爭，就必然要有比較，考試和排名能夠客觀呈現(xiàn)學生的學習狀態(tài)，而公布考試成績和排名，能夠通過正向激勵的或負向激勵促進學生進步。這一政策的原初導向是，為了保護后進學生而出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學生越來越接受不了打擊，越來越需要保護，而脆弱的心靈成為了自我不努力的保護傘，甚至淪落為摧殘自我和摧殘別人的借口。這一政策的導向明顯存在嚴重的價值問題。

這條里還提到了“誓師大會”。2017年12月，我到著名的高考狀元縣會寧縣調研，發(fā)現(xiàn)了一個重要而有意思的現(xiàn)象，會寧一中不僅每年在高考前舉行誓師大會，而且每個班級都有自己的口號，每周一要在“國旗下講話”之后由班主任帶領學生宣讀，不僅學生，而且老師都能夠在其中感受到改變自我、改變命運的浩然之氣。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貧瘠的會寧縣不斷地創(chuàng)造著“教育能夠改變命運”的奇跡。

誓師大會和口號宣讀，是動員個體、激發(fā)個體和凝聚力量的重要方式。這也是在戰(zhàn)爭時期，為何每次出征之前，軍隊都會召開誓師大會的原因所在。誓師大會在教育領域，不只是一時之舉，已經(jīng)盛行了幾十年，也不是一校之為，全國大量初、高中，都保留著中、高考誓師大會這一活動。我不明白的是，為何浙江省會禁止這一組織行為，不知意義何在。

此外，禁止發(fā)布“喜報”、宣傳“學霸”和“狀元”，也令人不明就里。每一個行業(yè)、每一個領域，都有自己的行業(yè)英雄和行業(yè)楷模。在學校中，難道不應該將學霸、狀元和其他優(yōu)秀學生作為自己的楷模嗎？通過遮蔽楷模來達到抑制競爭的目的，有必要嗎？能夠抑制競爭嗎？況且，即使學校不發(fā)布，難道社會就不關注了嗎？

最后，第12條，“實施小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改革”。其中要求“強化評價的激勵、診斷與改進功能，淡化評價的甄別與選拔功能”。

這一條政策表明了教育改革的目標，目的在于改變教育評價體系，從強化甄別、選拔功能走向激勵、診斷與改進功能。過度強化甄別和選拔功能，會影響到教育的培養(yǎng)和教化功能，二者需要兼顧。但需要說明的是，教育本身必然存在甄別和選拔的功能，否則就無所謂培養(yǎng)人才、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性人才的可能。激勵、診斷與改進是必須的，但是如果為了改革，為了簡單的平衡，從而廢除教育的原初功能，那就與教育意義和國家政策南轅北轍了。

綜合來看，浙江省《減負方案》的問題，沒有弄清楚幾對教育主體之間的關系。一是沒有弄清政府和學校的關系。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行政綁架教育”的做法，教育規(guī)律被行政任務所打破，教育秩序被行政命令所打亂，密集細致的行政指令使得學校老師在教育管理上無所適從。我國的教育改革，要重視到教育一線調研，要聽取一線教師的真實想法，從中獲得教育改革的真諦，不能想當然地實施一些與教育規(guī)律、社會需求相悖離的教育政策。

二是沒有弄清楚學校和家庭的關系。學校和家庭同為教育場所，教師和家長同為教育主體，但是主次關系沒有分清。到底誰主誰次沒有定論，兩者都非常重要。然而，學校作為專門的教育場所，教師作為專業(yè)的教育主體，應當享有教育的主導地位。我國的家庭目前還是以雙薪家庭為主，雙薪家庭意味著學生父母的主業(yè)是市場勞動參與，他們不可能成為專業(yè)的教育者，家庭只能輔助學校進行教育。按照《減負方案》的導向，是想把全國的父母都變成專業(yè)的教育者，這意味著，家庭中必須有一個人回家專門陪伴子女接受教育，這不僅對于家庭會存在潛在的生計風險，而且對于國家而言會產(chǎn)生社會穩(wěn)定的風險。因此，教育政策必須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和教育權威，而非不斷剝奪學校的教育功能，弱化學校的教育權威。

三是沒有弄清楚家長和培訓機構的關系。《減負方案》通過削弱學校的教育權利、壓縮培訓機構的發(fā)展空間、釋放家長的教育壓力以實現(xiàn)減負的目的。按照這一政策，學校減少參與、家長減少參與、培訓機構減少參與，學生去干嘛呢？所有的主體都減少了參與，競爭就消失了嗎？學生就去自由玩耍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政府最易監(jiān)控的主體是學校，因此，真正能夠被管住的只有學校和老師。當學校和老師被管住了，家長就必然會和培訓機構合謀。觀察發(fā)現(xiàn)，在減負政策出臺后，國家加強了對培訓機構的管理，由于培訓機構需要取得資質，因此最終的結果是“大魚吃小魚”，大量的小型培訓機構被取締，富了一批擁有雄厚資本的培訓機構，而家長的培訓成本則水漲船高。當家長和培訓機構隱秘的合謀固化下來，屆時國家要想再次扭轉教育局面，恐怕就要面臨更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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