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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之后由“政治理想”走向“社會理想”的心態(tài)類似，黃霑的歌詞中也反映出，在九十年代的香港，更加值得完善深化的議題，應當是社會維度的公民人格建構。強調(diào)“我”的瀟灑狂放，也是為了讓人們不至于沉湎于享樂與名利，而應當保守基本的“情”和“義”，在社會當中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在這方面，黃霑為成龍《警察故事》系列電影所作的主題曲《我有我路向》，可以生動地反映當時香港人的“社會理想”：“大時代放眼望，急風中我要有我路向。我有我小崗位，我有我美麗夢幻小小理想?！背升埌缪莸膱允毓毜木煨蜗?，在這段時間里構成了市民社會“凡人英雄”的典型代表。這類人物可以有好色、貪財、沒文化的各種缺陷，但卻有著鮮明的人物個性，絕不會與其他英雄人物趨于雷同；同時，無論是作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好人”，還是作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好公民”，這種普通人英雄都能憑靠基本的正義感和不斷拼搏奮斗的豪邁氣質獲得歡迎。

《警察故事》中的成龍

如果說“逍遙”的目的是為了清空負面社會因素的影響，那么“豪情”則是為了提供正面的動力。黃霑認為，有了這份“豪情”，就能保證每一個人的“小小理想”能夠變成積極的有生力量參與到社會建設當中，而不至于淪為自私自利的“末人”狀態(tài)。那么，靠什么來喚起普通人的豪情壯志呢？在為李連杰《黃飛鴻》系列電影所創(chuàng)作的主題曲《男兒當自強》中，黃霑采用了古曲新詞的手法，把“養(yǎng)氣”的古老訓誡灌輸?shù)骄S新變法的電影背景當中，同時也為當代社會重新喚起了“長存浩氣”的古老記憶：

傲氣面對萬重浪，熱血像那紅日光。

膽似鐵打，骨如精鋼，胸襟百千丈，眼光萬里長。

我發(fā)奮圖強，做好漢！

做個好漢子，每天要自強，熱血男兒漢，比太陽更光！

讓海天為我聚能量，去開天辟地，為我理想去闖！

看碧波高壯，又看碧空廣闊浩氣揚，我是男兒當自強！

強步挺胸大家做棟梁，做好漢！

用我百點熱，耀出千分光。

做個好漢子，熱血熱腸熱，比太陽更光！

“氣”、“血”、“膽”、“骨”、“胸襟”、“眼光”等身體性的鋪陳組合為一個陽剛勇武的“我”，自然界的潮起潮落、天海開闔，規(guī)律性地落到“我”的肉體節(jié)奏當中。“我”就此與天地正氣融合為一體，并且從一個“笑傲”且“寂寥”的“自我”變成了“大家做棟梁”的國族“大我”。就此，在這首古今結合的歌曲里，黃霑將宋明理學的養(yǎng)氣法門與通俗、新民等現(xiàn)代理想貫通了起來，將奮發(fā)圖強的近現(xiàn)代經(jīng)驗召喚到經(jīng)濟騰飛的新時代。只要這種“養(yǎng)氣”的教化能夠得到貫徹，那么，《男兒當自強》中的好漢就將不僅是電影中的英雄黃飛鴻，還是“發(fā)熱發(fā)光”的每一個優(yōu)秀市民。

在黃霑此后的諸多創(chuàng)作里，有情有義的倫理變奏和對新時代之“我”的人格塑造逐漸成為一體?！熬牌摺敝?，香港回歸祖國所面臨的政經(jīng)改革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來臨讓世紀末的香港陷入到一種深層次的文化彷徨狀態(tài)。為了有效振奮人心，黃霑再度啟動“豪情”，在歌詞當中用達觀的態(tài)度勸慰人們平和地面對機運的挑戰(zhàn)。通過本人出場親自演唱“滾滾啊紅塵翻呀翻兩翻，天南地北隨遇而安，但求情深緣也深，天涯知心長相伴”，黃霑希望人們能夠將“江湖”的波濤洶涌置之度外，找尋真心真愛。在千禧年的《大時代小訪客》中，一種徹底“無為”的世界觀伴隨著“大時代”來到，“我”的奮進和勇氣可能導致的執(zhí)著得到了叫停，“豪情”通過“放下”而通向了更加成熟的明智冷靜：

不過是一些繽紛記憶，美麗看過也擁有過。

不過是過客走一程，何必肩膀上背那么多。

管什么他多還是你多，管什么你對還是我錯。

抬頭去看看滿天彩霞，就看清楚天下風波，匆匆而過。

對事情對世界對別人輕松些放開些，笑的一定是我。

在大時代做一個小訪客，每個人不過是借路經(jīng)過。

雖然是上刀山下碧海漫步漫漫長路，笑一笑也就過。

在大時代做一個小訪客，每個人各人唱自己的歌，還爭什么。

黃霑和所有剛剛跨過世紀之交的文化人一樣，對未來的多元共存抱有美好的想象。無論是“順應天道”，還是“一如本心”，抑或是源自豪放詞傳統(tǒng)的“煙雨任平生”，都被靈活地發(fā)掘為應對前所未有風險與機運的“定心丸”，其背后則是中國人對“有情有義”世俗尺度的堅守。遺憾的是，在“新世紀”來臨后不久，黃霑便撒手塵寰，未能來得及看到許多年后的中國人正是抱著這份平和與天真的心態(tài)踏上國際舞臺，聚海天之能量，博蒼生之一笑。

黃霑的一生，正是“豪情還剩了，癡癡笑笑”的生動寫照。在黃霑這位才子和其他有同樣旨趣的詞人的數(shù)十年努力之下，我們有幸能夠通過音樂娛樂的方式，在“情”與“義”、“氣”與“我”紛繁交織的觀念漩渦當中重構對傳統(tǒng)文化的信心。無論是要獲得對自我的認同，還是要凝聚良性的社會友愛機制，甚至是要喚起對家國天下的宏闊觀照，對于浸染中成長起來的數(shù)代人而言，“豪情”的美學功能都早已深入骨髓。吸收了古典精華的時代金曲至今光輝奪目，高速游動的現(xiàn)代性無法沖刷掉其中豐富的意蘊與不朽的活力。每當慷慨豪邁的粵語歌聲響起時，共同走過那段狂野歲月的中華兒女都將深深陷入“當年情”的慨然與繾綣中，“勿忘情義，長存浩氣”也將成為他們心底永恒的回聲。

注釋

[1]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fā)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博士論文。

[2] 林少雄著：《視像與人——視像人類學論綱》，學林出版社，2005年，第75頁。

[3] 馮慶，《盧梭與現(xiàn)代抒情的政治倫理機制》，《文藝研究》，2016年第11期。

[4] 錢穆，《中國文學論叢》，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第61頁。

[5] 錢穆，《中國文學論叢》，前揭，第52頁。

[6] 牟宗三，《牟宗三哲學與文化論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34-439頁。

[7]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fā)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前揭。

（本文原刊于《藝術評論》2017年第11期，經(jīng)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