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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曹錦清】

當下中西方之間的競爭主要體現(xiàn)為學術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文斗”，而非導彈炮艦之間的“武爭”。

“文斗”的核心是圍繞著政治領域，因為文明的核心在于政治。此方面的議題長時間被西方設定為“政體問題”爭論，其以“民主/專制”兩分法的極端偏狹對中國進行貶損和打壓，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則被動應付，顯得“理屈詞窮”，哪怕我們成績斐然依然“被罵”。

這就顯示出“提出什么問題”比“如何回答問題”更為重要和根本，即所謂“問題意識”才是關鍵！近代以來中國陷入了“我們?yōu)槭裁床恍小钡膯栴}之中（“李約瑟難題”或曰“李約瑟之謎”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紀上半葉乃至一度歸因到文化和文字的“根源”上，差點像土耳其一樣把自己傳承幾千年的文字都廢掉而“徹底西化”，以圖自強。

現(xiàn)在看來自然是幼稚可笑的，因為曾經(jīng)我們認為的“根源”并無變動，結(jié)果是“輕舟已過萬重山”，中華民族離偉大復興越來越近，以至于整個西方都要開始思考“中國為什么行”這一新問題。過去圍繞“中國不行”的大量自以為聰明的回答，就必然成為過眼云煙而幾無學術和歷史價值。

西方獨特的“政體問題意識”是其宗教、歷史和文化綜合作用下的產(chǎn)物，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國歷史上歷來缺乏對此問題的敏感和關注，而是專注于治國理政的綜合實踐體系和利益共享的實質(zhì)問題。這種彼此之間的巨大差異，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明朝末期進入中國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與學者利瑪竇身上就已經(jīng)萌發(fā)，并在其身后出版的名著《利瑪竇中國札記》中作過闡釋。

利瑪竇

筆者將其概括為“利瑪竇困惑”，即按照傳統(tǒng)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分析框架，無法清晰歸類中國的政體和治理實踐，進而陷入持續(xù)的困惑之中。這種“困惑”自利瑪竇始，后來持續(xù)影響了孟德斯鳩、黑格爾乃至馬克思而成為西方主流的思維方式，并通過近代梁啟超的翻譯轉(zhuǎn)入中國，限制和困擾了我們自己判斷和問題意識，持續(xù)四百余年而無解。

“利瑪竇困惑”本無需耗費我們太多精力去回應，這只是西方自身的困惑，中國從來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因為評價治國理政的標準顯然是“治理績效”，而不是某種“形式”（制度）和抽象的“真理”，這個世界也不會存在一勞永逸的完美“形式”（政體）。之所以說這種回應無需花費太多精力，因為彼此之間巨大的歷史文化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說服”對方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無法理解”就只需“求同存異”，而非野蠻征服或者削足適履。作為十幾億人口的歷史大國，中國人生存和實踐的意義，并非需西方的認可才具有“合法性”，這是“四個自信”的真正意義所在。治理為本是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智慧和實踐經(jīng)驗，自中共十八大以來“治理話語”迅速上升是中國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上“回歸初心”的表現(xiàn)。

“利瑪竇困惑”：困擾西方四百年的政治謎題

利瑪竇（1552-1610年），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歷年間來到中國傳教。利瑪竇于1582年抵達中國，此后28年間直到去世一直待在中國，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并對中國典籍進行鉆研的西方學者。在中西方古代文化交流史上，與之齊名的還有更早遠一些自稱在元朝時期進入中國的馬可·波羅以及他的名著《馬可·波羅游記》，但因該書內(nèi)容自相矛盾之處甚多以及缺乏歷史證據(jù)支撐，后世漸漸不再采信。所以稱利瑪竇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最重要的人物”[1]也不為過。

《利瑪竇中國札記》是其晚年自感時日無多的背景下,整理記錄自己近三十年在明朝中國的見聞，而且其在這些材料的封面上從未寫過任何書名，這就意味著利瑪竇本人是沒有想過要公開出版過這么一本書的，這些材料是他準備寄送回西方的耶穌會會長審閱并傳閱的“內(nèi)部決策參考”，因此預設的讀者是西方世界的上層人物，所以行文上就更加直接而少有遮掩。只是看來書籍似乎也有自己的命運，這些材料在其去世后的第五年（1615年）在西方世界公開出版發(fā)行，此后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傳播甚廣。

《利瑪竇中國札記》在其第一卷第六章專題討論了“中國的政府機構”，并且在其第五章“關于中國人的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及學位的運用”中也談及了政府體制的前提基礎問題。相關內(nèi)容如下：

“我們將只就與本書敘述的目的有關范圍內(nèi)觸及這個題目。要詳盡地論述這個問題，如果不是好幾本書的話，那也會需要好幾章。從遠古以來，君主政體就是中國人民所贊許的唯一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富豪政體或任何其他的這類形式，他們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2]

“雖然我們已經(jīng)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從前面所述應該已很明顯，而且下面還要說得更清楚，它還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3]

“在即將結(jié)束關于中國政府機構的這一章的時候，把他們與歐洲人不同的一些別的事物也記錄下來，似乎是十分值得的。……標志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nèi)珖际怯芍R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盵4]

“中國政府的整個性質(zhì)都與這些特殊的因素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注：指中國的科舉制度），它的政府的形式與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的都不同。雖然帝國并不由知識階級即‘哲人’在進行管理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必須承認他們對帝國的統(tǒng)治者有著廣泛的影響?！盵5]

“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初試，有時一個地區(qū)就有四、五千人應試。”[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