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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政治文化對政道和政體的不同態(tài)度，可能源于歷史上雙方治理版圖的差異。從人口規(guī)模來看，古希臘多數城邦大概只相當于中國村鎮(zhèn)的規(guī)模，某種固定的政體也許可以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但中國的國家規(guī)模一直比較大，所以政治家很少會拘泥于某種特定政體，而是把重點放在執(zhí)政的目的和理念上，并圍繞這些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所以，歷史上中國的朝廷會根據不同時期的狀況，有時候強調法治，有時候強調禮治，有時候強調無為而治，有時候強調多管齊下等等。但總體來看，中國人顯然把政道放在政體之上。換言之，治國理政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再從政道出發(fā)來探索政體，建設政體，改革政體，完善政體，而不是相反。這種政道思維無疑是中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智慧。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經說過，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質量，政治制度的好壞，關鍵看三條。第一，國家政局是否穩(wěn)定；第二，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請大家注意，小平同志是把人民的團結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連在一起的，這種聯系非常重要。我們從中國崛起的經驗中，從“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的過程中，從臺灣和香港地區(qū)今天的政治亂局中，從我國新疆曾經經歷的“三股勢力”猖獗的恐怖主義活動中，都可以看到人民團結與人民生活質量密切相關。沒有人民的團結，我們看到的就是百姓生活的遭殃，甚至是滅頂之災。第三條，就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xù)發(fā)展。我個人認為，鄧小平的三個標準也可以說是一種政道思維的典范。

這三條政道標準可以用來進行國際比較。如果以此評價采用西方模式的“阿拉伯之春”的國家，那么他們的表現都屬于糟糕甚至災難。國家政局持續(xù)動蕩，人民四分五裂，民生更加艱辛，一些國家陷入全面內戰(zhàn)，甚至分崩離析，生產力遭受嚴重破壞。我們也可以用這三條政道標準來分析今天的西方國家，他們的穩(wěn)定也大不如前，雖然多數還沒有陷入全面動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還有老本可吃，包括過去數百年積累的財富，包括歷史上通過殖民主義積累下的大量不義之財等等。

但多數西方國家人民也不那么團結了，社會變得更加分裂，多數百姓的實際收入在20來年甚至更長時間內沒有增加，他們的國家先后陷入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生產力遭到破壞，總之情況非常不妙。

我們可以再回到前面提出的改革能力比較的問題。西方民主模式把重點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確的形式和程序，一個國家就可以萬事大吉、一勞永逸了。結果西方民主模式日益顯得教條和僵化，這也是為什么今天西方民主制度很難進行改革，不僅是因為西方國家沒有整體利益黨，還是因為他們沒有政道思維的傳統(tǒng)，難以從更大更高的目標出發(fā)，來審視自身制度存在的各種弊端，導致各項改革難以推進。與此相比，中國始終把重點放在目標和結果上，放在政道上，所以中國可以大膽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民主形式和程序，并通過改革使之不斷完善。這條道路可以說是越走越寬廣。

今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這個問題的決定，很好地展示了中國人的政道和政體觀。在政道層面，這一《決定》明確表示，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為了從制度上保證政治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人民幸福、社會安寧和國家統(tǒng)一，我們要在政體層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決定》在政體層面高度肯定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13個顯著優(yōu)勢，其中任何一個拿出來都是一系列經得起國際比較的精彩的中國故事。在充分肯定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優(yōu)勢的基礎上，《決定》又明確提出，我們應該堅持什么，應該完善什么，并制定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間表。

總之，從歷史比較來看，中國政治思想注重把政道先搞清楚，然后從政道出發(fā)來探索政體，這是一種偉大的智慧。以民主為例，西方把民主幾乎等同于程序民主，即所謂的多黨制加普選制。而中國則更加關注實質民主，關注民主所要服務的目的，即實現良政善治，并從這種政道追求出發(fā)，不斷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具體制度安排。中國人的這種政治智慧，不僅讓我們獲得了明顯高于西方的改革能力，也豐富了人類政治文明。

大家知道世界上不少地方有一個習慣，每年年末要評選出一個字，來概括過去一年的狀況。不久前，臺灣地區(qū)也公布了2019年評選結果，大家知道這個字是什么嗎？亂。那么，“亂”字拔得頭籌。第二名是什么？撒謊的“謊”。第三名是什么呢？憂慮的“憂”?！皝y”字的推薦人士之一，是著名電影導演李安，在談到為什么要選“亂”字時，他說很明顯，臺灣到處繃得很緊，他希望大家汲取教訓，最終有一年可以做到“和”這個字，和諧的“和”。關于臺灣民主，我們已經做過一期，受到很多觀眾的歡迎和好評，這里我就不展開了。

但如果從政道話題出發(fā)，我們可以這樣說，就當一個社會失去了政道的智慧、只會在政體里面打轉轉的時候，這個社會可能也就失去了對“人間正道”的整體把握，結果往往就是“亂、謊、憂”三個字。今天世界上不光是臺灣地區(qū)，而且美國、英國這樣的西方大國的情況其實也差不多。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些。謝謝大家。

王紹光：

剛才張維為老師講到西方可能需要政治改革，我覺得可能政治改革還不行，因為思維方式得變。我在過去十來年里面講，中國人思考政治問題有幾千年的歷史，西方人思考政治問題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但梳理下來發(fā)現，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張老師說，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叫政道思維，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叫政體思維，這個思維方式到底有多大的不一樣，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21世紀初，有一個在美國華人叫章家敦，寫了一本書《中國即將崩潰》。他預測中國即將崩潰，這個“即將”應該是幾個月、幾天，最多幾年吧，但現在差不多過了20年，“即將”一直沒有到來。他后來又在2005年、2012年反復預測中國即將崩潰，但都沒有崩潰。章家敦不是第一個，其實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開始，就一直有人預測中國要崩潰。

我最近在財新網看到一個報道，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著名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他說中國經濟表現得挺好，但是中國政治體制不改成民主，就不可能繼續(xù)下去。

章家敦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觀點，是什么意思呢？他們給中國扣了一個帽子，威權體制或專制體制。用一個詞、一個帽子，把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完全概括起來，那么這頂帽子有什么用呢？他覺得凡是威權，你就好不了。即政治體制決定了一切，所有東西都決定了，包括是否崩潰，包括經濟能否持續(xù)增長下去。